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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很空旷，大约二十平米。窗户上拉着半旧的百叶窗，阳光从叶片间的缝隙漏进来，在对面墙上投下一道道平行的光线。靠墙放着一张老式办公桌，桌面上的漆已经斑驳脱，露出灰扑扑的白大褂。

我走到那张办公桌前，蹲下来，检查桌子的底部。

在桌面背面的角里，贴着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透明胶带固定着，胶带的边缘已经发黄变脆。

我撕下信封，拆开封口，抽出里面的东西——一张照片。

照片上，父亲和年轻时的顾北辰并排站着，背景正是这间房间。父亲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脸上带着一种谨慎的微笑。顾北辰穿着白大褂，嘴角微微上扬，目光平静地看着镜头。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是顾北辰的笔迹：

“你终于回到了起点。但你有没有想过——起点，也可能是终点？”

我把照片翻过来，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我手背上，形成一道道明暗交替的条纹。我把照片放回信封里，塞进口袋，走到窗边，拉开百叶窗的一条缝——透过那条窄缝，我能看到省监狱的高墙和岗楼，探照灯在围墙的阴影下缓缓转动着它沉寂的光束。

我放下百叶窗，转过身。

“不是终点。”我，“他的起点是这个地方，但他的终点——是我父亲一直藏着的那件东西。”

林峰站在门口看着我：“那件东西在哪儿？”

“在我手里。”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枚老警徽，握在掌心里，“他一直想让我找到的，不是证据，不是笔记，不是录音——是这枚警徽。”

林峰的目光在那枚警徽上，皱了皱眉：“警徽？”

“这不是普通的警徽。”我用指甲抠了一下警徽背面的边缘，那块金属片微微松动，“它里面——是空心的。”

我把指甲嵌进缝隙里，轻轻一撬，警徽的背板弹开了。背板与徽章主体之间，夹着一张叠得极薄的纸。纸已经泛黄，折痕处有些发脆，但保存得还算完整。

我展开那张纸。上面只有几行字，是父亲的字迹，比我之前看到的任何一封信里的字迹都更、更密，像是要在有限的空间里写尽可能多的内容。

纸上没有抬头，没有款，只有几行字：

“北辰实验室，真正的实验记录，不在保险柜里，不在监狱档案室。在城南殡仪馆。2013年9月10日，火化炉编号03。”

我握着那张纸，指尖微微发凉。

2013年9月10日。我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