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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下之意非常明显：只要徐辰点头，他回国后不仅是个顶尖学者，更将成为拥有实质性权力的“学术领袖”。他将拥有分配科研资源、制定学科发展战略的话语权。

……

然而，徐辰听到这个问题，却在心里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改革学术环境？

整治论资排辈？

拉倒吧！

他甚至都在心里忍不住吐槽自己：我连国内的学术潜规则长啥样都没见过啊！

他当然知道国内存在论资排辈、山头文化、行政干预科研这些问题。新闻上看过，论坛上刷过，网络上那些青椒博士们的血泪控诉帖，他也偶尔会点进去瞅两眼。

但那些东西，对他来说，更多的只是一种“听说过“的间接认知，而非“亲身经历过“的切肤之痛。

原因很简单。他从入行的第一天起，就被全世界最顶尖的学术大佬们，当成了掌上明珠一样捧着。

在北大，张伟平院长从他进入拔尖计划的第一天起，就给他开了所有绿灯，各种特殊通道、跳级直博，手续一路畅通无阻。田刚院士更是亲自出马，为他铺设了通往萨克雷大学联合培养的康庄大道。

甚至连隔壁山头的丘成桐，一个和北大数院在学术路线上长期明争暗斗的大佬，也一直在帮助徐辰。就在前不久的ICM评委会上，为了给他争取一场史无前例的专场报告会，丘老硬是拍着桌子跟一帮欧美评委干了起来。

徐辰甚至觉得，“国内的学术圈，好像还挺友善的嘛。他们说的那个需要“改革”的、讲究论资排辈、充满山头主义的残酷学术圈，到底在哪儿？我怎么一次都没见过？”

这种因为自身过于强大而被所有人偏爱，以至于对“学术圈的残酷生态“完全没有概念的经历，大概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

但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徐辰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醒。

他不适合搞改革，也没有动力搞改革。

因为改革者，首先得是一个“被现有体制深深伤害过“的人。

你得在体制内被打压过、被排挤过、被官僚主义恶心过，才会有那股“不改不行“的切肤之恨，才会有那种掀翻旧秩序的原始驱动力。

钱老之所以回国后能如此高效地推动中国航天事业的体制建设，除了爱国情怀，还有一个很少被提及的原因，那就是他在美国遭受过极其屈辱的政治迫害。那种被冤枉、被囚禁、被剥夺自由的痛苦记忆，化作了他回国后“一定要建立一个比美国更好的科研体系“的强烈信念。

而徐辰呢？

他从来没有被任何体制亏待过。

从数学竞赛的选拔，到拔尖计划的直博，到国际顶刊的发表，到菲尔兹特别奖的加冕，他所经过的每一扇门，都是敞开的，甚至是别人提前帮他推开的。

一个从未被伤害过的人，你让他去改革？

他连需要改啥都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