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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威慑有一个前提。

"

"什么前提？

"

"对方得相信你会用。

"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秒。

"如果你掏出火箭筒，市场看了看，然后判断你不会真的扣扳机——因为政治上的代价太大，因为国会不支持，因为大选年没人想碰这个烫手山芋——

"

伯南克没有把这句话说完。

保尔森听得懂未完成的句子。

两个人在过去一年半里已经打了几百通电话，已经在无数个凌晨讨论过无数个不能公开说出口的假设，已经形成了一种不需要把每个词都念出来的沟通效率。

保尔森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大约三秒。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本，我不是在讨论要不要做。我是在告诉你我要做了。我们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

伯南克记得自已听到这句话时的感受。

不是反对，不是赞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一种

"我知道你可能是对的，但我没有办法确定你是对的，而你已经不打算等我确定了

"的感受。

保尔森挂电话之前说了最后一句：

"我明天会在电视上提这个。你不需要配合表态，但也别唱反调。

"

伯南克说了

"好

"。

就一个字。

然后电话挂了。

那是昨天下午的事情。

现在是凌晨三点。距离那通电话过去了大约十二个小时。

伯南克在这十二个小时里做了什么呢？他参加了一个关于社区再投资法案修订的内部会议（走神了三次），签署了两份例行的监管备忘录（签名潦草得连他自已都不认识），在食堂吃了一份不记得什么味道的三明治，然后回到办公室，关上门，从抽屉里重新翻出了远星的公开信。

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读它了。

第一次是一周前，助理在简报里附上的，铅笔注释

"近期市场关注度最高的非官方文件

"。

当时他给它归了个类——对冲基金的市场观点，判断激进，不构成政策参考，然后就把它扫到了一边。

没过几天，IndyMac倒了。然后两房的CDS利差四天翻倍。

现在他在凌晨三点重新读这封信，读到的东西和一周前完全不同。

不是因为信的内容变了。信的内容一个字都没变。

是因为他自已变了。

一周前他读这封信，关注的是

"这个人说的对不对

"。答案是大部分对。商业地产的估值泡沫，Level3资产的不透明，短期融资结构的脆弱性——这些判断他自已的团队也在内部报告里得出过类似的结论。

但

"对不对

"不是重点。重点从来都不是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