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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第四遍。

让他反复回来看这封信的，不是信的内容——内容他同意大部分，不同意小部分，总体来说不算出格。

是时间。

七月七日发出。七月十一日IndyMac倒闭。

四天。

而且不只是IndyMac。信里提到的每一个风险指标——商业地产估值、第三级资产、短期融资依赖——在过去三周里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恶化。

保尔森不相信预言。

他在高盛交了三十二年的学费，早就学会了一件事：在华尔街，没有人能预测未来。所有声称自已能预测未来的人，要么在撒谎，要么即将破产。

但这封信的作者不是在预测未来。他是在描述现在。他在华尔街水面下看到的那些东西——CDS利差的异常走阔、信用市场的信任流失、金融机构之间互相收紧信贷——这些不是预测，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只是大部分人看不到。因为大部分人看的是股价，是新闻标题，是SEC的禁令和保尔森自已的火箭筒声明。

这些东西和水面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讲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保尔森把那封信翻到最后一页。

"最危险的时刻，从来不是所有人都在恐惧的时候。恐惧至少意味着人们还在看着风险。最危险的时刻，是所有人都不再谈论风险的时候。

"

他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信放回了文件夹里，但没有把文件夹放回书架。他把它放在了桌上，和那份两房持仓汇总表并排。

一份来自美国财政部的机密文件。一份来自一个二十六岁华裔对冲基金经理的公开信。

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

保尔森重新坐下来，拿起铅笔。

他在拍纸簿上那个

"但

"字后面，写了一行字。

"查账。在动手之前，先知道真实的数字。

"

他需要知道两房的窟窿到底有多大。不是那些经过会计师粉饰过的、被管理层装进年报里的数字。

是真实的、剥掉所有包装之后的数字。

这意味着他需要派人进去。公开的审计会引发恐慌。所以是私下的、小范围的、只有他和几个最核心的人知道的摸底。

如果摸底的结果显示窟窿是可控的——也许一两百亿，也许三四百亿——那火箭筒的威慑逻辑还能站住。政府展示能力，市场恢复信心，两房继续运转，不需要真的开枪。

但如果摸底的结果显示窟窿大到某个临界值以上——

保尔森没有写下那个

"如果

"之后的计划。

因为那个计划意味着他对那些议员们撒了谎。他说过

"我不会轻易使用它

"。

如果他在拿到授权后的几周内就真的接管了两房，那些投了赞成票的议员会怎么看他？

他们会觉得被骗了。

在华盛顿，被骗了一次的议员，第二次绝对不会再站在你这边。

而如果在两房之后——如果在秋天——如果还有另一家、或者好几家机构需要政府出手——

他需要那些议员再投一次赞成票。

他们会投吗？

保尔森把铅笔放下，用手掌按住了太阳穴。胃又开始烧了。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板胃药，按出两粒，用那杯常温水送了下去。药片很小，但在干燥的喉咙里刮过的感觉很明显。

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了另一个方向。

远星资本。

这封公开信的作者。那个叫LanceWalker的年轻人。

保尔森对他的了解不多。他知道的是：贝尔斯登，七个亿。石油，二十多个亿。公开信。IndyMac。

这些公开信息拼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让华尔街和华盛顿都不太舒服的轮廓。

但让保尔森真正不舒服的不是这个轮廓本身。

是另一个名字。

劳埃德·布兰克费恩。

他的老搭档。他在高盛的继任者。华尔街此刻最有权势的CEO之一。

保尔森知道布兰克费恩在六月份的大都会晚宴上带着Walker出席。

他当时就在场，只是因为财政部长的身份所以没有和他接触。

当时他并不觉得那有什么问题。布兰克费恩发现了一个有潜力的猎手，然后把他拉拢到高盛的场子下；这很正常。

但现在他不由得会想一个问题：

布兰克费恩和Walker之间是什么关系？

是普通的客户关系？Walker通过高盛的通道做交易，所以布兰克费恩带他出来社交一下，这在华尔街很正常。

还是更深一层的什么？

保尔森不想往太深的方向想。他和布兰克费恩认识了二十多年。他亲手把这个布鲁克林出身的交易员一步步提拔到了高盛的最高位置。

他信任布兰克费恩。至少他告诉自已他信任布兰克费恩。

但信任这种东西，在当前这个所有人都在为自已的生存而战的市场环境里，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了。

高盛在做空贝尔斯登的时候赚了一大笔。这是公开信息。

高盛在次贷危机中整体上站在了做空的一方。这也是公开信息。

布兰克费恩比华尔街任何一个CEO都更早、更果断地削减了高盛的次贷敞口。这是保尔森从内部渠道知道的。

所有这些决策都是合法的、理性的、作为一个公司CEO应该做的事情。

但如果把远星资本的做空行为、远星的公开信、公开信引发的市场恐慌、恐慌对两房和雷曼的冲击，以及高盛和远星之间的主经纪商关系——如果把这些东西放在一条线上——

保尔森摇了摇头。

他不能沿着这条线想下去。

沿着这条线想下去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即使布兰克费恩和Walker之间有某种超出正常客户关系的合作——他能怎么办？去质问布兰克费恩？

"劳埃德，你是不是在利用Walker来做空你的竞争对手？

"

布兰克费恩会怎么回答？他会笑着说

"汉克，你想多了

"。

然后两人之间二十多年的关系就会出现一道裂缝。

而保尔森现在需要布兰克费恩的合作——在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一场金融机构救援行动中，高盛作为华尔街最强大的投行，都是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所以他不能问。

不是不想，是问了之后的代价比不问更大。

保尔森把那个念头从脑子里清除出去。像清理交易台上一笔已经平仓的废单一样。干脆利落。不纠缠。

他重新把注意力拉回到拍纸簿上。

"查账。

"

他在这两个字

"FHFA（联邦住房金融局）配合。不走正式审计程序。财政部内部小组。三到四个人。两周内出结果。

"

他看着这几行字，想了一下，又加了一句：

"做最坏情况的估算。

"

笔尖在

"最坏

"两个字上停了一下。

最坏。

如果最坏的情况是两房的窟窿大到无法用威慑来掩盖呢？如果摸底的结果显示必须真的开枪呢？

那他就得接管两房。

在法案墨迹未干的几周之内。在他刚刚对国会承诺

"我不会轻易使用它

"之后。在大选进入最后冲刺的时候。

保尔森把铅笔放在拍纸簿上，闭上了眼睛。

在黑暗中，他看到了那些议员的脸。那些在投票前的闭门会议上被他一个一个说服的、最终投了赞成票的脸。

他们信任他。

如果他在几周之后就打破了那个承诺——

他们下次还会信任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