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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索尔金那本书——一个现场记者用几百次访谈拼凑出来的、关于那个九月每一个小时发生了什么的全景，给了他最具操作性的细节。

比如巴克莱在最后一刻被FSA叫停的时候，鲍勃·戴蒙德的反应。比如保尔森在听到这个消息时对盖特纳说的那句脏话。

比如华尔街那个三百亿的财团方案，是怎么在周日下午成立、又在周日晚上随着巴克莱的退出而崩塌的。

这些细节，普通的穿越者不会记得。

他们只会记得

"雷曼在某月某日破产了

"这种宏观事实。

但具体到那个周末每一个小时的决策路径、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每一条救援方案为什么失败——这些需要专门去研究。

陆泽研究过。所以他记得。

但记忆是关于原历史的。而原历史已经被他自已改写了,所以他要重新推演。

陆泽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白纸，一支铅笔。

两房在一周前被接管了。提前了两周。这是他自已用七月七日的那封公开信，加上后续一系列动作，主动加速的结果。

然后，全光宇在首尔召开了那场新闻发布会。

那场发布会是一个很大的意外。

陆泽看着那张白纸，承认这一点。他不可能预料到那些监管者的想法。

他知道在原历史上，KDB对雷曼的收购最终失败了。

但失败的方式是渐进的——KDB和雷曼的谈判一直拖到九月初，然后在九月第一周慢慢淡出，最后在某个不那么戏剧性的时间点正式宣告破裂。

但在这个时间线里，全光宇做了一件不一样的事。

他召开了公开的新闻发布会。他用FSC委员长的官方身份，公开宣告

"国家金融机构不应主导对全球投行的收购

"。

这不是渐进的退出。而公开的、决绝的撤退。

陆泽不完全清楚全光宇为什么这么做。可能是他自已内部的政治考量——李明博的

"世界韩国

"愿景把KDB往火坑里推，全光宇作为监管者需要一次足够公开的表态来锁住自已的立场。

但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是：在这个时间线里，

"雷曼救援路径

"中

"亚洲战略投资者

"这一支，提前了将近两周被彻底关闭。而且关闭的方式比原历史更公开、更具传染性。

这影响很大。

陆泽在白纸的最上方写了一行字：

在这个被改写的时间线里，雷曼能被救吗？

不是

"会不会被救

"。是

"能不能被救

"。

这个区分很重要。

"会不会

"是一个关于决策者意愿的问题。

"能不能

"是一个关于客观条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