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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13日，星期六。

保尔森基金的掌门人，约翰·保尔森坐在位于上东区联排别墅的书房里。

早晨八点十五分，秋日的阳光透过高大的法式落地窗，在地毯上投下明亮的格子。

他面前的红木书桌上，整齐地排列着今天早晨送来的七份主流财经报纸。

这是他保持了二十年的习惯，在周末的早晨用一个小时阅读纸质媒体，而不是盯着彭博终端那冰冷的蓝黑色屏幕。纸张的触感能让他更好地感知这个世界的温度。

但今天，这些纸张上的文字让他感到一种生理性的烦躁。

他用食指敲了敲放在最上面的那份《华尔街日报》。头版头条的副标题用加粗黑体写着：

"从莫斯科的断网到华盛顿的禁令：一个华裔对冲基金经理的宏观预判。

"

在《华尔街日报》的旁边，是《金融时报》的一篇专栏：

"当所有的模型失效时：为什么直觉比数据更重要——解析远星资本的惊天逃亡。

"

再往旁边，是一份相对边缘但极具业内影响力的投资通讯简报，封面上是一个巨大且引人注目的标题：

"先知还是疯子？那个敢让SEC滚回去的男人。

"

保尔森拿起那份简报，目光快速扫过那段据说是由

"远星内部保安

"转述的、已经在华尔街各大酒吧传疯了的狂言（

"等下个星期华尔街流动性瘫痪的时候，你们整个政府都得跪着求我们回来擦屁股

"）。

当然，各个版本略有不同，但大致意思是差不多的。

"荒唐。

"

他低低地骂了一句，把简报扔回桌上。纸张滑行了半米，撞在一只水晶镇纸上停了下来。

保尔森拿起咖啡杯喝了一口。咖啡是苦的，但远没有他心里的味道苦涩。

在过去的两天里，因为英国FSA那道粗暴的、带有实名披露条款的禁空令，他的名字已经和

"吸血鬼

"

"秃鹫

"这些词汇死死地绑定在了一起。

泰晤士报甚至用了一整版的篇幅来分析他的保尔森基金是如何

"做空英国的未来

"的。

虽然美国的禁令没有要求强制披露，但这几天内，他作为华尔街最大的空头代表，承受的政治压力和舆论围剿是前所未有的。

而另一个做空者，那个在禁令前九十分钟精准逃跑的二十六岁年轻人——此刻却被这些同样媒体捧上了神坛。

从窃贼变成了先知。

仅仅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保尔森闭上眼睛，强迫自已深呼吸，把那种属于普通人的嫉妒和愤怒压下去。

他是一个顶级的对冲基金管理者，他的大脑必须像一台冰冷的精算机器一样工作。

他开始重新推演昨天发生的一切。

昨天早上，当SEC的调查组大张旗鼓地开进公园大道270号时，保尔森和华尔街的很多人一样，认为远星完了。这种精确到分钟级的

"逃亡

"，在监管机构眼里就是最刺眼的内幕交易铁证。

但到了中午，情况就开始变得不对劲。

SEC的调查员面色铁青地出来，丢下一句

"远星的配合态度远未达到预期

"——这句话在普通人听来是SEC在发火，但在保尔森这种在华盛顿政商两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人精耳朵里，这简直是一股刺鼻的无能为力的味道。

如果SEC真的掌握了实锤，他们会直接冻结账户、申请法庭传票，而不是对着记者的麦克风抱怨。

这种

"抱怨

"，更像是在掩饰一种无法执法的尴尬，或者更糟——掩饰一种见不得光的妥协。

紧接着，下午两点多，《华尔街日报》那篇关于

"俄罗斯拔网线

"和

"跨文化政策预判

"的通稿就恰到好处地冒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