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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月13日下午，距春节只剩十来天，黑金市的大街被裹在冷冽的北风里，却挡不住扑面而来的年气。

红彤彤的春联摊沿着人行道铺开，摊主的吆喝声混着自行车叮铃铃的脆响，家家户户窗台上挂着的腊鱼腊肉随风轻晃，劣质鞭炮的零星碎屑散在结冰的路面上，被往来行人的棉鞋碾得细碎，整个城市都浸在一种喧闹又浮躁的喜气里。

人群中，一个身影格格不入。

男人裹着一件洗得发僵的深黑棉衣，领口立得老高，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浑浊却锐利的眼睛，像饿狼似的在攒动的人头里扫来扫去。

他怀里揣着的尖刀隔着棉衣，能摸到一道冰冷的凸起，那是他唯一的“底气”。

物色目标已有半个多小时，往来的妇人要么挎着菜篮结伴而行，要么被孩子拽着衣角，没有一个符合他的心思，心底的焦躁像野草似的疯长，脚步不自觉地偏离了主街，停在了一家挂着“霓虹舞厅”木牌的门口。

木质门框被岁月浸得发暗，玻璃门上贴着褪色的红双喜贴纸，隐约能听到里面传来的邓丽君的《甜蜜蜜》，混杂着劣质烟草和廉价香水的味道，顺着门缝飘出来。

下午三点刚过，正是舞厅最冷清的时候，他推开门，风铃“叮铃”一声轻响，里面稀稀拉拉坐着三四桌人，烟雾缭绕中，看不清每个人的神情。

他没说话，径直走到服务台，从口袋里摸出皱巴巴的两块钱，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来杯啤酒。”

服务员是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姑娘，脸上带着没褪尽的婴儿肥，瞥了他一眼，没多问，从柜台下摸出一瓶玻璃瓶啤酒，“啪”地撬开瓶盖，递了过去，又低头继续织手里的毛线袜——那是1998年最时兴的消遣，几乎每个年轻姑娘手里都有一副毛线活。

男人端着啤酒，找了个角落的卡座坐下，背靠着墙，视野能扫到整个舞池。

冰凉的啤酒顺着喉咙滑下去，却压不住心底的失落，他指尖摩挲着粗糙的瓶身，眼神又开始漫无目的地游走，直到舞池中央的一道身影，像磁石一样吸住了他的目光。

那姑娘约莫二十出头，身材高挑，穿着一件米白色的收腰羽绒服，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白皙纤细的手腕，皮肤是那种常年不见日晒的冷白，在舞厅昏暗的灯光下，像上好的羊脂玉。

她没穿高跟鞋，脚上是一双棕色的短靴，踩着旋律独自起舞，长发松松地挽在脑后，几缕碎发贴在颈侧，随着动作轻轻晃动，举手投足间没有半分刻意的搔首弄姿，只有一种清冷又舒展的美。

男人的眼睛瞬间亮了，浑浊的瞳孔里迸出贪婪的光，怀里的尖刀仿佛都变得灼热起来。

他死死盯着那姑娘，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啤酒瓶，指节泛白——就是她了，他找了这么久，终于找到了符合心意的目标。

他猛地灌了一口啤酒，将空瓶重重放在桌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惊得旁边桌的人看了他一眼。

他毫不在意，径直朝舞池走去，脚步有些急促，棉衣下摆扫过地面，带起一丝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