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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蒙点了点头。

“是的，目前整合欧美有三位HLA配型完美符合博伦先生各器官移植的脑死亡患者。”

“其中最适合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名极限运动员斯尔特，今年32岁。”

“他在今年3月份的红牛极限滑降中遭遇到雪崩，不幸伤到了脑干神经。”

“在医院救治了半个月后，依旧没法改变命运，彻底脑死亡。”

“目前身体机能完全靠EICU的大量高昂设备维持。”

“每一天的费用都高达数万美元。”

说到这里，莱蒙耸了耸肩。

“当然了，这一笔钱是博伦先生支付的，最终，斯尔特的妻子放弃了治疗，签署了一份定向的器官捐献协议。”

“呵呵！”陆恒冷笑一声。

“资本主义社会的路子就是野。”

说着他依靠在车身上，掏出烟点上。

“呼～”

“家属签这个字给了多少钱？”

莱蒙想了想。

“嗯…本来这个事情是保密的，毕竟收了钱就意味着这是一桩交易，严格来说是不合法的。”

“不过陆院长您问了，我也不瞒您。”

“为此博伦先生开出了1千万美金的支票，这一千万只是锁定移植名额的定金。”

“如果最后移植成功，还会额外支付2000万美金。”

听得陆恒直摇头。

这就是国内和国外的区别。

实际上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器官移植都是不能买卖的，只能捐献。

国内和国外大多数国家又有一点不同。

就算是亲生父亲脑死亡，家属也没有权利把器官直接留给儿子。

器官必须进入国家分配系统。儿子要先登记排队，只有两个人病情危急程度、配型全部一样，他才能优先。

如果还有别的病人病情更重，哪怕是亲生父子，这个器官也会分给别人，儿子只能继续等下一例供体。

当然了，活体捐献是可以的。

比如说噶个腰子给直系亲属，噶了之后，他还剩一个，能活着就没问题。

或者是切一半肝之类的，也没问题。

这里面涉及到了太多深层次的伦理和法理问题。

至少国内的法律已经相对地保护了普通人的权益，不至于被金钱和资本彻底操控。

像欧美国家，就不一样。

比如美国，每百万人口器官移植是143例。

国内每百万人口器官移植只有17例。

差了将近10倍。

最主要的原因就出在法律上。

虽然美国的法律也不允许器官交易，只能捐献。

但他的捐献却多了一个可以指定。

任何人都可以，而非直系亲属。

本来就是资本主义国家，自然而然就滋生了大量的灰产。

陆恒甚至都有些怀疑，这个极限运动员出意外，会不会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

当然了，只是自我猜测而已。

没有证据的事情，他也不会说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