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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去城隍庙街附近找个便宜的旅馆住下。然后去街道办——保定府城隍庙街归哪个街道管，这个到了当地再打听。去街道办的时候要带上户口本、粮本，还有何大清留下的那封信——那是遗弃行为的直接证据。

街道办的人可能会想调解。这种事在基层很常见，干部们一般倾向于“化解矛盾”，能私了就私了。但何雨柱不打算接受调解。调解意味着何大清赔点钱、道个歉就完事了，而他不能这么便宜何大清——不是因为恨，是因为这件事必须从法律上定个性。

遗弃罪是要判刑的。何大清必须在监狱里蹲几年，这个记录要记在他的档案里，要让他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这不是报复，这是让他知道法律不是摆设，抛下孩子不是一句“没办法”就能糊弄过去的。

至于易中海——何雨柱睁开眼睛，目光落在车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上。到了保定，白寡妇必然会被牵扯进来。只要白寡妇进了公安局，他就有办法把她和易中海之间的关系给撬出来。白寡妇不是硬骨头，一个寡妇带着孩子在保定过日子，经不住公安的审问。只要她交代出易中海在她勾引何大清这件事里的作用，那易中海就完蛋了。

教唆遗弃——这个罪名比单纯遗弃还要重。

何雨柱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火车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小站，有的停，有的不停。每到一个站，车厢里都会有一阵小小的骚动，有人上车，有人下车，行李在过道里搬来搬去，乘务员来回走动查票。

快到保定的时候，何雨柱把何雨水叫醒——她不知道什么时候靠在哥哥肩上睡着了。何雨水揉了揉眼睛，坐直身子，往窗外看。窗外已经能看见保定的城墙了，灰扑扑的城砖，比四九的城墙矮，但也有些年头了。城墙下有一些低矮的房子，再远一点能看见烟囱和厂房。

“到了。”何雨柱说。

火车拉了一声长长的汽笛，速度慢下来，哐当哐当的声音渐渐放缓，最终停了。保定站的站台上站着一些接站的人，举着写了名字的纸牌子，伸长了脖子往车厢里张望。

何雨柱拎起布包，拉着何雨水下了车。站台上人不多，比四九站安静得多。空气中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像是煤烟混着土腥气，还有远处集市飘来的若有若无的香料味。春天的风吹在脸上，比四九的风湿润一些。

“哥，”何雨水忽然拉了拉他的袖子，声音有些紧张，“咱们真的要去吗？”

何雨柱站住了。他转过身，蹲下来，和妹妹平视。

“雨水，咱们已经从四九出来了。火车坐了四个多小时，马上就到城隍庙街了。”他的语气不急不缓，稳稳当当，像一块石头沉在水底，“你现在跟我说不去，那咱们这一趟就白跑了。”

何雨水咬着嘴唇，眼睛里有一点水光，但她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

“你怕什么？”何雨柱问。

“我……”何雨水的声音小得像蚊子，“我怕见到爹。我怕到时候心软。”

何雨柱沉默了两秒，然后把手按在妹妹的肩膀上，力道不重，但很稳。

“心软不是坏事。”他说，“但心软要分对象。对一个抛弃你、一年多不闻不问的人心软，那不是善良，是傻。咱们今天是来要一个说法的——不是来求他回来的。你记住这个，就不会心软了。”

何雨水吸了吸鼻子，用力点了点头。

何雨柱站起身，重新拎起布包，朝站台出口走去。何雨水紧紧跟在他身后，两个人的身影穿过站台上零零散散的旅客，走进了保定城灰蒙蒙的天色里。

出站口外面是一条不算宽的马路，两旁种着杨树，树梢上刚冒出一点嫩绿的芽。路边停着几辆人力车，车夫们蹲在车杠上抽烟聊天。更远一点的地方，能看见十字路口有个岗亭，一个穿制服的警察正在指挥交通。

何雨柱站在出站口，抬头看了看天色。中午刚过，太阳藏在云层后面，透出一片白茫茫的光。他把布包换到左手，右手牵着何雨水，朝最近的一辆人力车走去。

“去哪儿？”车夫见生意来了，赶紧站起来。

“城隍庙街附近，有没有便宜的旅馆？”

车夫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大概是在判断这俩半大孩子能掏出多少钱，然后点了点头：“有个裕丰客栈，一晚上三毛钱，干净，热水管够。城隍庙街走过去一刻钟，不算远。”

“行，就去那儿。”

何雨柱把何雨水扶上车，自己坐上去，把布包搁在膝盖上。车夫从前杠上拿起一条旧毛巾往肩上一搭，抓起车把，吆喝了一声，人力车晃晃悠悠地驶进了保定城的街道。

风吹起车帘子，何雨柱透过缝隙往外看。保定的街道比四九窄，两旁的房子也矮一些，但市井气息很浓。街边摆着各种小摊，卖烧饼的、卖糖炒栗子的、卖针头线脑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何雨水也好奇地往外看，暂时忘了刚才的紧张。

人力车拐进一条巷子，路面从青石板换成了碎石路，两边都是老旧的民居，墙皮脱落，露出里面的土坯。巷子深处传来狗叫声，还有一个女人扯着嗓子骂孩子的声音。

“到了。”车夫停在一扇掉了漆的木门前，门上挂着一块匾，写着“裕丰客栈”四个字。

何雨柱付了车钱，带着妹妹走进客栈。客栈不大，进门是个小天井，天井中间有一口水井，井沿上长着青苔。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女人，正坐在柜台后面嗑瓜子，看见有人进来，放下瓜子站了起来。

“住店？”

“住店。要一间房，住两三天。”

胖女人看了看他们兄妹俩：“就你俩？大人呢？”

“没有大人。”何雨柱平静地说，“我带我妹妹来保定办点事，住两天就走。户口本可以给你看。”

胖女人愣了一下，接过户口本看了看，又看了看何雨柱的脸，大概觉得这孩子不像是撒谎的样子，就把户口本还了回去，从墙上取下一把钥匙：“二楼最里头那间，一天三毛，热水自己到灶房去打，晚上十点钟锁大门。”

“行。”

何雨柱交了押金，接过钥匙，带着何雨水上了楼。房间不大，放了两张木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户对着巷子，能看见对面的灰瓦屋顶。被褥虽然旧，但洗得还算干净。

何雨水把书包放在床上，坐在床沿上，看着哥哥把布包放在桌上，从里面往外掏东西：户口本、粮本、何大清留下的那封信、几件换洗衣服、一小包干粮。

“哥，”她忽然说，“你刚才在车上说，咱们是来要说法的。”

“嗯。”

“那要完说法呢？”

何雨柱把手里的东西放下来，转过身，看着妹妹。

“要完说法，”他说，“咱们就回家。”

何雨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点了点头。

窗外巷子里又传来狗叫声，远处有卖豆腐的吆喝声飘过来，拉得老长。何雨柱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往外看了看。城隍庙街的方向就在不远处，屋顶的灰瓦在午后的天光下泛着淡淡的青色。

明天一早，他就去找街道办。

这一趟不会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