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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我是灾星。

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死了，死在大山深处一座竹寮里，血流了满地。

稳婆用竹刀割断脐带，把我在血水里涮了一下，丢给我父亲。

父亲连名字都没来得及给我取，就被拉去修路。

他修的那条路，从密林边缘一直通到河滩，听说要铺成能走装甲车的公路。

可他没等到通车。

我五岁那年，他去林子里捡柴，踩中了一颗地雷。

同行的人跑回来，说我爹被炸碎了，上半身还挂在我家竹寮后面的那棵老榕树上。

那棵树后来也被砍了。

舅舅说，留着不吉利。

我哭不出来。

村里的婆子给我灌米汤，灌一碗，吐一碗。

她们说，这孩子命硬，克亲，不能留。

可到底还是留了。

因为我有把力气，能搬石头，能在河边摸鱼。

舅舅留我，不是因为疼我，是因为少个使唤的人。

他喝多了就打我，说我吃白饭，说我是野种。

有时用藤条，有时用脚。

我从不哭。

痛得狠了，就咬自己手腕，咬得见骨。

那圈牙印，现在还在。

后来他死在一场火灾里。

我不难过。

我只觉得，天好像比从前更冷了。

舅舅死后，我被一个跑山货的男人带走。

他给我吃一种极苦的草团子，说是能治“不说话的病”。

他逼我开口，拿烟头烫我。

我还是一声不吭。

他气坏了，说我这条命不如拿去喂猪。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想把我训成“小牲口”，卖给那些做脏活的人。

再后来，边境起了枪火。

他被流弹打穿了腿，我趁乱跑了。

那天雾很大，我一路往南，不敢回头。

我以为我要死了。

但没人来追。

这世上，从来没有谁真正想抓住我。

我是在湄公河边的烂泥滩上遇见关山越的。

那天我饿得发昏，缩在一堆渔网下躲雨。

几个男人从船上下来，靴子踩过我身边的泥水。

我以为他们会打我，或者把我扔下河。

可走在最前头的那个男人停住了。

他很高，背着光，眼珠是绿的，像从林子里走出来的野鬼。

他低头看我，像看一条快死的狗。

然后他说：“没死就起来。”

我没起来。

我已经没力气了。

他叫了两个人，把我从泥里拖出来。

我那时大概只剩半条命，连喘气都轻。

他让人给我灌了半瓶水，又丢了块饼给我。

饼很硬，我咬不动，就泡在雨水里，一口一口咽。

他就在旁边抽烟，等我吃完。

过了很久，他说：“你爹娘呢。”

我摇头。

“会说话吗？”

我又摇头。

我不想说。

不是不能说。

只是太多年没人好好听我说过一句，我已经忘了怎么开口。

他“啧”了一声，说：“行。那你以后跟我。老子不缺狗，但缺条不会叫的。”

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狗”的时候，并不是瞧不起谁。

他那个人，连自己都不当人。

他手下有能打的，有会算的，也有怕死的。

他不会劝，也不会哄。

他只问一句：“能活吗？”

能活，就留下。

不能，就滚。

我留下了。

因为他说，跟他的人，只要不死，迟早能像个样。

我从来没像过样。

可我想活。

想活，只能跟他。

他给我取名叫阿琰。

那天他在擦枪，忽然抬头看我一眼，说：“你眼睛黑得像石头。以后就叫阿琰。”

我点头。

他让我洗了澡，换了身干净衣服，又扔给我一把旧短刀。

刀鞘破了，他用胶带缠了两圈。

他说：“这刀跟过我。现在归你。别用来捅自己人。”

我点头。

他也没再说话。

我站在那间铁皮屋里，第一次觉得，自己好像也能有个名字，有把刀，有个可以跟的人。

那是我长到十几岁，最像人的一天。

我替他杀人。

最开始只负责放风，后来递刀，再后来开枪。

我不怕血。

血比我小时候吃的那些东西还温。

阿K说我下手狠，像天生干这行的。

我不知道什么叫“这行”。

我只知道，关山越让我做的，我一定做完。

做到他点头，做到他说“行了”。

他不点头，我就一直做。

哪怕对面是拿枪扫射的警察，是提着砍刀冲上来的马仔。

我不后退。

因为我这条命，是他从泥里捡回来的。

我除了这条命，什么都没有。

我能还给他的，也只有这条命。

我很少说话。

不是不能，是不想。

我知道自己嘴笨，容易说错。

后来真说错了。

就一句。

就一句，死了六个兄弟，还让关山越差点折在别人的局里。

我记得那天晚上，他坐在一张藤椅里，半边脸隐在暗处。

他从头到尾没看我。

他说：“你自己说，怎么办。”

我跪下来。

我不知道该说怎么办。

我想说，你杀了我吧。

可我知道他不要我死。

他这个人，要人活着。

活着还债。

我抬起脸，说：“我以后不说话了。”

他像听了个不好笑的笑话，把烟一丢，冷笑：“不说话？你嘴长着，总有一天还会错。”

我那时不知哪来的蠢，问：“那怎么办。”

他慢慢转过来，绿眼睛在灯下亮得发冷：“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