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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船上的海防同知站在船头，手按腰刀，面无表情地看着商船队从面前驶过。

他的任务是双重的一一既是保护，也是监督。

保护这支商船队不被倭寇袭扰，同时协同督饷馆官员盘验货物、核查船引，监督是否夹带违禁、私通倭人。

林济川站在“福顺号”的船尾，望着渐渐远去的月港。

港口后面的山峦在晨雾中若隐若现，码头上的苦力和贩已经缩成了一个个黑点，只有督饷馆门前那面写着“督饷”二字的旗子还在风中猎猎翻卷。

他在这个港口进出了三十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踏实过，船引在怀里，水师在身后，航线在前方。

出发那天，月港的码头上站满了送行的人。

林济川的老妻陈氏站在岸边，怀里抱着两岁的孙子，身旁站着已经成家的大儿子和刚出嫁不久的女儿。

她没有哭出声，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一滴滴在怀里孙子的衣襟上。

林济川站在船尾，远远地朝她挥了挥手，她也举起手挥了挥，那只手在半空中停了很久。

他们成亲四十多年了，她早就习惯了男人出海的日子，但每一次送行都像第一次一样。

她知道海上是什么样的——风浪、礁石、海盗……还有那些在暗处虎视眈眈的倭寇。

她也知道这一趟不同，有水师的巡船护航，有朝廷的船引正名，男人不再是偷偷摸摸地出海，而是堂堂正正地挂帆。

但她还是哭了，眼泪里有牵挂，也有一种不清道不明的欢喜。

船队沿着传统的吕宋航线向南航行。

过台湾海峡时遇到了一场不大的风浪，船队在浪涌中颠簸了一天一夜，有几个年轻水手晕得趴在船舷上吐，但五条船都撑住了，没有一条掉队。

过巴士海峡后海面渐渐平静，变成了一片深邃的蓝，蓝得发黑，海面上不时有飞鱼跃出水面，银色的鱼身在阳光下闪一下就不见了。

十二天后，船队望见了吕宋岛北端的山峰。

马尼拉港是吕宋最大的贸易港，港口的西班牙总督府对大明商船的到来早已习以为常，每年都有几十条福建商船来这里贩货。

但这支船队规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而且船上挂的是大明水师新发的商船旗，旗子是蓝色的，上面绣着一个斗大的“明”字，蓝底红日黄月，象征大明国号，在港口里那些花花绿绿的番旗中间格外醒目。

港口的西班牙税吏登上“福顺号”查验货物，翻了翻货单，又看了看船舱里塞得满满当当的货箱，朝林济川竖起大拇指，用生硬的漳州话了句：“大明！大生意！”

货卸了三天。

丝绸被西班牙商人一抢而空，这些丝绸在马尼拉转手后会被装上马尼拉大帆船，横渡太平洋运往新西班牙的阿卡普尔科港。

瓷器被本地商贩与南洋各国商人买走，茶叶则多为西班牙商人与华商内部转售，剩下的铁锅、铜镜等日用品也卖了个好价钱。

林济川在港口里转了三天，和各家番商讨价还价，最终用赚来的银子和部分货品换回了满舱的货物。

其中硫磺是吕宋火山区特产，苏木是东南亚独有，还有大量西班牙银元，成色好，分量足，比碎银子好使，在福建沿海商民间早已是硬通货。

除了这些大宗货，他还进了象牙、犀角、胡椒、丁香等贵重香料，这些都是京城和江南大户人家抢着要的稀罕物。

七月二十，船队从吕宋返回，满载而归。

返程顺风顺水，只用了二十余天就望见了月港的灯塔。

船靠岸那天，月港督饷馆的税吏带着账册上了船。

按朝廷新规，商船回港后须逐船核验船引、清点货物、核算税银。

林济川把货单摊在甲板上，税吏对照着货单一样一样点验：硫磺多少斤、苏木多少担、银元多少枚、象牙几根、犀角几只、胡椒几袋、丁香几箱。

点验完毕，税吏在账册上逐一登记，然后核计税银——引税按船引等级收取，水饷按船阔（广狭）计算，陆饷按货物价值抽分。

林济川按例缴纳了引税、水饷与陆饷，总共折银三百二十两。

他看着税吏在船引上盖了核销的朱印，然后从货舱里拿出一个用红绸包着的盒子，递给税吏：“这是吕宋那边新出的鼻烟壶，不值几个钱，给大人留个纪念。”

税吏连连推辞，林济川硬塞到他手里，笑着：“朝廷给了我们生路，我们自然要守朝廷的规矩。这东西不是贿赂，是我的一点心意，大人收下便是。”

税吏推辞不过，只好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