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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女人呢，跟我差不多年纪的，都是家里不缺钱的，也玩得花。”

“怎么个花法？”

“你晓得她们在外面找什么吗？”

“找什么？”

“找模子哥。”

“什么模子哥？”

“就是专门伺候女人的男公关。”

玛丽把茶杯端起来。

“长得好看，嘴甜，会哄人，会伺候。有些女人喜欢找，一个晚上给几千块钱，图个开心。”

“你见过？”

“见过两回。”

玛丽把茶杯放下。

“一回是在天河一个私人会所，一个女老板过生日，请了三个模子哥来，全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个子高，脸白，会讲话。那个女老板五十岁，喝多了，搂着一个模子哥的腰，当着十几个人的面亲，旁边那些人还拍手叫好。”

“第二回呢？”

“第二回在番禺一个别墅里，是我一个客户请我去吃饭。她老公在香港，一个月回来一趟。她自己在广州，住着四百万的别墅，请了三个保姆，养了两条狗，还有一个小她十岁的男人，天天跟着她，叫司机叫管家叫助理，反正什么名分都有，就是没有正经的。”

“她男人知道吗？”

“知道。”

“知道还不管？”

“管什么？”玛丽把话讲得很淡，“她自己手上有两个厂，她老公在香港也有生意，两个人一年见不了几次面，各过各的。谁管谁？谁离得开谁？离了婚分财产，分孩子，分房子，麻烦得很，还不如大家脸上过得去，各自关起门来，想干什么干什么。”

“那你呢？”

“我什么？”

“你跟她们，不一样。”

“不一样。”

玛丽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

“那种男人，无论长得再好看，我是欣赏不起来的。在我看来，男人跟女人最大的区别就是——男人的骨头应该是硬的，应该是去打天下的，而不是跪在那种地方讨好女人的。”

“这话我同意。”

“你同意没用，你得做。”玛丽看了他一眼，“你想想，你要是有一天赚了几百万，你会不会天天想着怎么哄女人开心？”

“不会。”

“为什么不会？”

“因为赚钱比哄女人开心有意思，而且有钱了，我不需要去哄谁开心。”

玛丽笑了一下。

“这话实在。”

李晨把碗里的面吃完，把筷子搁下。

“玛丽姐，你刚才讲那些女人，她们图什么？”

“图个开心。”

“开心的代价呢？”

“代价就是越玩越空，你今天找一个二十岁的，明天找两个，后天找三个。找多了，人就腻了。腻了以后就不知道该干什么，只好找更刺激的，找更年轻的，找更奇怪的。钱越花越多，人越玩越空。”

“那你呢？”

“我什么？”

“你怎么不空？”

“因为我有事做。”玛丽把茶杯放下，“我做代理，接单，走货，赚钱，买房，练瑜伽，看书。我这一天下来，没空。没空的人，不会空。”

“这就是你讲的，女精神病开始琢磨干大事。”

“对，这就是我讲的，女精神病开始琢磨干大事。”

玛丽站起来，把面碗收起来。

“任何人的底气，都源于你的经济实力。这句话以前我不信，现在我坚信。利益到位，陌生人都是朋友。利益消失，朋友都变成陌生人。人性最大的丑陋，就是当需要你的时候百般讨好，不需要你的时候翻脸无情。钱可以治愈一切自卑。人，光善良没用，你得玩命地努力，让自己优秀。”

“这话说得到位。”

“到位什么，只是实话。”

玛丽进了厨房，水声响起来。

李晨靠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珠江新城的灯一层一层亮着，远处有车驶过，灯光拖成一条线。

“玛丽姐，你刚才讲那个心理学。”

“怎么？”

“人年轻的时候，男精神病想着干大事，女精神病想着遇真爱。到了中年，反转了。女精神病开始琢磨干大事，男精神病只想找真爱。”

“对。”

“那你现在是哪一种？”

“你猜。”

“我猜你现在是女精神病那一种。”

“对了。”

玛丽从厨房探出头来，拿抹布擦了擦手。

“我今天跟你讲这些，不是让你听我发牢骚。”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你是在告诉我，一个人要是想活得明白，就得先把自己的事干明白。”李晨把茶杯端起来，“靠男人不靠谱，靠真爱更不靠谱。只有靠自己赚的钱、做的事、认识的人，才是真的。”

玛丽看了他一会儿。

“李晨，你这个脑子，不像是个在东莞干过工厂、在广州跑过档口的人。”

“那我像什么？”

“像个读过书的。”

“我本来就是读过书的。”

“那怎么干起皮具来了？”

“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

玛丽笑了。

“这话实在。”

李晨站起来，走到书架前面，把那本《百年孤独》抽出来，翻了两页，又插回去。

“玛丽姐，我跟你讲个事。”

“你讲。”

“我这个人，从东莞到广州，从档口到厂，认识的人不少。真的能讲上几句话的，没几个。”

李晨转过来，站在书架前面。

“你算一个。”

“就这样？”

“就这样。”

“那行。”

玛丽站起来，把面碗收起来，往厨房走。

“今天就到这儿，明天你还要去永泰。”

“行。”

李晨拿起包，走到门口，换了鞋。玛丽在厨房洗碗，水声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