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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海战，我们的远东舰队被陈树坤打沉了三艘主力舰。内阁记录写着——

他把文件翻开，手指点着一段手写批注，念出来：

一介军阀，不足为虑。

又翻出一份。

1932年，他占了中南半岛，把法国人赶了出去。内阁写着——暂避锋芒，从长计议。

又一份。

1936年，他在印度边境陈兵十万，逼着我们签了密约。驻印度英军的报告是——避免冲突，保存实力。

又一份。

1938年，他轰炸东京之前，先派舰队到香港外海转了一圈。驻港英军的报告是——未敢开炮，避免挑衅。

他把档案一份一份摆在桌上，排成一排。

泛黄的纸页，褪色的墨水，十年的怂史，像一条耻辱的链条，从1932年延伸到今天。

每一份档案上，都写着同一个意思：别惹陈树坤。

张伯伦看着满桌的档案，沉默了很久。

台灯的光照在他脸上，把皱纹刻得更深了。

他忽然发现。

这十年里，英国在远东的每一次判断，都是错的。

每一次退让，都喂大了陈树坤的胃口。

每一次从长计议，都计议到了别人碗里。

十年了。

他苦笑，嘴角往下撇，像含了一口苦药。

我们在他手里，一次都没赢过。

布鲁克低声：首相，还翻吗？

翻什么翻！

张伯伦没好气地把档案推到一边。

再翻也是丢人！

他走到世界地图前。

地图上，大英帝国的版图曾经涂满红色。

从印度到澳大利亚，从南非到加拿大。

日不。

可现在，红色一块块褪去。

缅甸的红色没了。

马来亚的红色没了。

远东的红色，几乎全没了。

只剩澳大利亚孤零零地红着，像一座漂在太平洋上的孤岛。

我们怎么回他？

他问。

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像泄了气的皮球。

艾登：首相，唯一能做的，是口头抗议，保留立场，但不要激化矛盾。等欧洲战事结束，再谈。

欧洲战事？

张伯伦嗤笑一声。

德国人天天炸伦敦，法国人已经投降了，苏联人跟德国人签了条约。欧洲战事什么时候结束？三年？五年？等结束了，陈树坤都打到印度了！

艾登不话了。

布鲁克忍不住了，往前一步：

首相！不能再退了！再退印度也保不住！我建议，立刻增兵印度，把那10万陆军加上驻印英军，凑20万，在缅甸边境设防！不能让陈树坤再往西一步！

设防？

艾登立刻反驳。

拿什么设防？没有制海权，没有制空权，20万人过去就是活靶子！陈树坤的舰队一封锁孟加拉湾，20万人连补给都接不上！布鲁克，你是想再送10万人进去吗？

那你怎么办？继续退？退到非洲？退到本土？

至少现在不能激化！

两个人当着张伯伦的面就吵起来了。

一个主张强硬，一个主张妥协。

吵得面红耳赤。

张伯伦坐在椅子上，听着两个人吵，头都大了。

够了！

他一拍桌子，两个人才闭嘴。

他拿起笔，抽出一张电报纸。

笔尖在纸面上，写了几个字，又停住了。

措辞要不要再强硬点？

他抬头看艾登。

比如，严厉谴责？

艾登想了想。

他的目光从张伯伦脸上移开，在满桌的旧档案上。

那些泛黄的纸页，那些褪色的批注，那些不足为虑暂避锋芒保存实力未敢开炮——

每一句都是一记耳光，抽在大英帝国的脸上。

首相，

他低声。

别写太硬。万一他看见，又把舰队开到香港外海。

张伯伦的手停在半空。

笔尖悬在纸面上，一滴墨珠慢慢凝聚，滴下来，在严厉谴责四个字上洇开一团黑。

他愣了几秒。

然后把笔尖划过去，把那四个字划掉，改成了表示关注。

又把前面的强烈关切也划掉，改成了注意到相关事态。

写完之后，他把笔放下。

笔搁在砚台边上，滚了半圈，停住了。

他拿起电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通篇没有一个硬字。

通篇都是注意到表示关注希望双方保持克制。

他看了很久。

然后把电报递给艾登。

发吧。

艾登接过电报，看了一眼，什么都没。

他转身走了出去。

门关上之后，张伯伦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望着满桌的旧档案，很久没动。

台灯的光照在那些泛黄的纸页上，照在一介军阀，不足为虑的手写批注上，照在他自己刚刚划掉严厉谴责的墨痕上。

他忽然觉得很冷。

窗外的雾飘过来，贴着玻璃，凝成水珠，顺着窗面往下淌。

他站起来，把满桌的旧档案一份一份抱起来，走到炉前。

扔进去。

火苗舔过1932新加坡海战的字样，舔过一介军阀，不足为虑的批注，舔过十年的怂史。

纸页在火里卷起来，发黑，变成灰，飘上去，消失在烟囱里。

他站在炉前，脸被火光映得忽明忽暗。

看着纸页化成灰烬，他低声了一句：

远东，再也不是我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