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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建军掐灭了快烧到手的烟头，清了清嗓子。

“好，老罗问得直接。那我就说直接点。从明年开始，厂里准备推行三项新举措，也可以叫‘三准’政策，分别是准制片人、准自由职业者、准出资人。”

他又详细地解释了一遍。

罗荣光虽然平常技术做的多，但也是跑过项目、接触过市场的，一听就全明白了。

这哪里是什么高深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说穿了，就是在体制的躯壳下，打开一道口子，默许甚至鼓励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表面不强制下岗，但潜台词很明显，厂里养不起所有人了，有本事的自己出去找食吃，厂里提供个名分和有限支持，顺便抽点成。

什么叫准制片人？就是谁能弄来钱拍片谁就可以当制片人，还享受收益分成。准自由职业者就是允许你打着厂里的名头，有门路的找门路，在外去接活，搞广告、搞摄影，可以优惠租用厂里的设备。至于准出资人就更好理解了，就是鼓励内部职工或外部人员，如果有闲散资金，可以投资到厂里的影视项目中，按投资比例参与利润分配。

台下许多老职工却听得云里雾里，甚至有些匪夷所思。

在厂里干了一二十年，早已习惯了“国家的人”这个身份，老张试探着问道。

“厂长，你这准制片人……是不是说，以后谁有钱，谁就能拉来投资，谁就能把……把罗主任顶下去，自己当制片主任了？”

这话引得一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哄笑起来。

“哈哈，那不就是谁有钱谁是老大呗？”

“以后谁能拉到项目谁当主任了！”

罗荣光坐在那里，感觉如芒在背，脸上黑得能滴出水来。

“胡说什么！老张你别瞎理解！”方建军连忙呵斥，赶紧解释。

“罗主任是厂里任命的制片主任，负责厂里的主体项目的。我说的是项目制的准制片人，你自己拉来的活，你自己主要负责，厂里给你平台和支持，赚了钱大家按谈好的比例分。这是激发大家积极性，搞活经营！”

这时，坐在中间区域的几个导演部的人坐不住了。他们算是厂里还有点艺术追求的“文化人”，向来自视清高。

一个戴着眼镜、头发有些凌乱的中年人站了起来，语气很刻薄。

“那说白了，不就是以后拍片子，都得看投资方、看老板的脸色了吗？咱们这些厂里的导演算啥？给老板们打工的伙计？还是伺候这些大老板们...........玩女演员、女明星的臭皮条客？”

“老李，你……你怎么说话的？怎么就是玩女演员的？人家就没有正儿八经投资拍电影的吗？”

方建军气得手指发抖。

“方建军你自己说，这年头有几个正经投资拍电影的？”

会议室里再次炸开了锅，支持的、反对的、迷茫的、愤怒的……各种声音争吵不休，乱成一团。

这就是90年代末期，众多地方电影制片厂面临的现状。

他们是饿不死，可电影主业也早已名存实亡，一年到头难得有一两部自主创作，全靠上级指定的“指标片”和微薄的行政拨款维持着一口气。

创作队伍流失严重，人心涣散。稍微有点资源和门路的厂子早已转型，经营一些与电影无关的第三产业为生，当房东、搞物业。

就连西安电影制片厂，华语电影的巅峰代表，曾拍出《红高粱》的艺术圣地。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这样的第五代导演都在这里起步，可这两年也都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