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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我深吸一口气，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开门，而是走到与地下室一墙之隔的院子里。地下室的墙壁有一半露在地面上，上面有一扇小小的、蒙着厚厚灰尘和蜘蛛网的气窗。我悄悄搬来一块垫脚的石头，站了上去，用袖子使劲擦了擦玻璃，然后把脸贴了上去。

地下室里的景象，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我爸正坐在那张旧书桌前，背对着我。他并没有在看书，而是坐得笔直，一动不动。而在他的对面，那台落满灰尘的缝纫机前，坐着一个穿碎花裙子的女人。因为光线和视角的关系，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到她低垂着头，长长的黑发遮住了面容。她的双手放在缝纫机上，身体随着某种韵律，在轻轻地、无声地摇摆。

而我耳边，那温柔的、带着沙沙质感的歌声，正从底下清晰地传来。

我当时的大脑一片空白，浑身冰冷，如同掉进了冰窖。我尖叫一声，从石头上跌了下来，连滚带爬地冲回屋里。

我爸从地下室上来了，一脸茫然地问我怎么了，大白天见鬼了？我指着地下室，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

接下来的几天，我发了高烧，整个人迷迷糊糊的。我妈急得团团转，和我爸吵了好几架，埋怨他当初就不该要这个带地下室的破房子。我爸自知理亏，沉默着不说话。

等我病好了以后，我做了一个决定。在一个午后，趁我爸妈不在家，我用一根铁棍，撬开了地下室里那几个用封箱带缠得死死的瓦楞纸箱。

第一个箱子，全是发霉的男人衣物，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樟脑丸味道。第二个箱子，是一些老旧的课本和账本。打开第三个箱子的时候，我愣住了。

里面是女人的东西。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碎花裙子，款式和我那天在气窗里看到的一模一样。裙子

照片上，一个年轻的女人坐在一台缝纫机后面，穿着那件碎花裙子，对着镜头温柔地笑着。她的背后，隐约可以看到我家的那道熟悉的楼梯。而在照片的右下角，用钢笔写着一行娟秀的小字：

“吾妻婉贞，壬午年夏于家中。”

我拿着照片的手抖得不成样子。壬午年，那是1942年，战争年代。

我爸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他站在地下室门口，沉默地看着我和我手里的东西。过了很久，他才开口，声音干涩，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他说：“你也看到了？”

原来，他搬进来不久后就发现了“她”。起初他也害怕，但“她”从未有过任何恶意，只是日复一日地坐在那儿，哼着歌，像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时间久了，我爸竟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怜悯。

“这房子，是她的家。”我爸叹了口气，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我们才是后来的租客。别怕，她只是想家了。”

后来，我爸没有把那些东西扔掉，而是找了个好天气，带着我一起，在后院的大樟树下挖了个深坑，把三个箱子连同那张照片，仔仔细细地埋了进去。

填上最后一捧土的时候，我仿佛又听到了那阵歌声，隐隐约约，不知243从何处传来。但这一次，我不再害怕，因为我从那悠长的调子里，听出了一丝感谢，和一声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叹息。

从那以后，地下室终于彻底安静了，再也听不到一丝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