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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奶奶是六年前走的，那年我二十二，刚参加工作。按照我们赣南客家人的老规矩，人死之后先土葬，过个五六年，等肉身化净了，再开棺拾骨，把骨头洗干净装进金坛里，二次安葬。这叫做“拾骨”，也有的地方叫“洗骨”或者“捡金”。

去年秋天，家里人算了日子，说六年满了，该给奶奶拾骨了。我作为长房长孙，这事必须到场。于情于理，我都得回去。

回村那天，天气好得有些过分。天蓝得发亮，一丝云都没有。可村里的老人却皱着眉头，说这天气不对。我二爷，也就是奶奶的二弟，站在村口的榕树下，仰头看了半天，嘴里嘟囔着：“日头太毒，地气太干。今天动土，怕是要出事。”

二爷是我们村最后一个会看日子的老人。他说这话的时候，大伯在旁边陪着笑，说：“二叔，人都齐了，阴阳先生也请了，不能改期了。再说，天气好不是正好吗？总比下雨强。”

二爷没接话，只是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塞到我手里。我打开一看，是几片干枯的艾叶和一小撮朱砂。“进山前嚼两片艾叶，朱砂抹在额头上。”他压着嗓子说，“你是长孙，是你奶奶最亲的人。你亲手拾骨，她不会怪你。但地底下的东西就不好说了。”

我点点头，把油纸包揣好。心里虽然有些发毛，但更多的是对仪式的陌生感。毕竟我在城里长大，这些事只在老辈人嘴里听过。

吃过午饭，我们一行十几人上了山。奶奶的坟在村子后山的半腰上，坐北朝南，坟头已经长满了荒草。阴阳先生是个中年胖子，姓赖，据说是邻镇专门干这个的。他绕着坟走了三圈，洒了白灰线，确定了开土的位置。然后点了三炷香插在坟前，嘴里念念有词。香烧得很快，三炷香烧出来的灰都是黑的，赖先生脸色变了变，但没说什么，只是从随身的布袋里取出一叠黄纸，烧在坟前，又用白酒在地上画了个圈。

“开土。”他喊了一声。

四个请来的后生挥起锄头，开始挖。土很实，一锄头下去只能挖起一小块。挖到半米深的时候，铁锄头“锵”地碰上了硬物。棺材。棺材盖露出来的时候，我闻到一股浓烈的土腥味，混着一股说不上来的腐朽气息。赖先生跳进坑里，用撬棍沿棺材缝撬了一圈。棺材盖掀开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

棺材里全是水。

不，那不能叫水，是某种浑浊的、泛着铁锈色的液体，几乎漫到了棺材沿。白骨就浸泡在那液体里，半沉半浮，像一锅熬了太久的汤。而那具尸骨，居然不是完全白骨化的。有些骨头上还连着暗红色的筋膜，在光线下泛着油腻的光。最诡异的是，我奶奶的头骨端正地摆在胸腔的位置，面朝上，眼窝里塞满了淤泥。

“这不对。”赖先生的手在抖，“六年了，棺材里怎么还会有水？而且这水……这是‘尸泉水’，大凶。老人走的时候，下葬前没封好七窍？”

大伯回忆了一下，脸色也白了：“封了封了，棉絮都是浸了雄黄酒塞的。”

赖先生又看了看棺材四周，最后在棺材底板的位置发现了一道裂口，手指头宽，水就是从那里渗进来的。裂口边缘发黑，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啃过。他不敢再看，催促我快点拾骨。

按规矩，拾骨必须由长孙来。我戴上白布手套，弯下腰，伸手探进那浑浊的液体里。水冰凉刺骨，像冬天的井水。我摸到奶奶的腿骨，轻轻提了起来。骨头表面滑溜溜的，蒙着一层说不清的膜。我把骨头放进旁边的竹筛里，接着去取第二根。液体被搅动起来，泛起的味道直冲脑门，是那种让人头皮发炸的腥臭。

我取到骨盆的时候，手背擦过了那裂了缝的棺材底板。有什么东西从裂口里伸了出来，缠住了我的手腕。我浑身一激灵，猛地抽手。那东西滑滑的、软软的，像一团泡烂的棉线。我低头一看，手腕上缠着的是一缕黑乎乎的头发。

头发不止一缕。棺材底部的裂口里，密密麻麻地生着一丛黑色的头发，像活物一样在水底轻轻漂着，有几缕已经爬上了我的手指。我吓得差点叫出声，赖先生眼疾手快，从腰间抽出一把木头削的小刀，对着那丛头发割过去。刀落处，头发像蚯蚓一样蜷缩起来，发出“嗤”的一声，然后迅速缩回了裂口里。

“快拾！别碰底板！”赖先生声音都变了调。

我咬着牙，用最快速度把所有的骨头都捞进了竹筛。最后一根是头骨。我双手捧住奶奶的头骨，把它从淤泥和水里托出来。就在头骨出水的那一刻，我恍惚看见头骨的嘴里咬着一枚铜钱。铜钱上锈迹斑斑，边缘却磨得发亮，像被人日夜摩挲过。我想去取，赖先生按住了我的手，说：“别动。那铜钱是压舌钱，压了六年，取不出来了。就让它跟着金坛走。”

拾骨结束，我们把骨头搬到山涧边。洗骨的水必须用流动的活水，不能用井水，不能用河水，只能用山涧里流下来的泉水。洗骨的过程也不能说话，只能低头洗，不能让影子投在水面上，否则会被水里的“东西”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