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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深圳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出租车从高速下来拐进福田区，天色正在从灰蓝过渡到深紫，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把路面的积水照出一片一片的暖黄色光斑。林建国的工作室在旧工业区那栋没改造的老楼里，上次来的时候是白天，这次楼道里的灯坏了两盏，货梯的照明只剩下头顶一盏昏黄的灯泡在闪。

五楼走廊尽头那扇铁皮门关着，门缝里透出一线白光。沈知微敲了两下，门从里面被拉开。林建国站在门后，身上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背心，手里拿着一把螺丝刀，指节上沾着黑色的绝缘胶。他侧身让开门的位置，朝房间里偏了一下头。“进来。东西在墙里面。”

工作室比上次来的时候更乱了。桌上摊着几块拆开的电路板和一堆散落的元件，地上放着两把梯子和一个工具箱。靠北侧那面墙的踢脚线被拆掉了一截，露出底下的水泥墙面。林建国走到那面墙前面，用螺丝刀柄在墙面某处敲了三下。声音跟敲在其他地方不一样——更空，像是后面有夹层。他从桌上拿起一把小锤子和一根凿子，沿着敲击点轻轻凿了几下。水泥表层剥落之后露出一块大约A4纸大小的薄铁板，铁板四周用螺丝固定在墙里，表面涂了一层跟墙面一样的灰色涂料，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他把螺丝一颗一颗拧下来，铁板取下来之后露出一个狭窄的壁龛。里面塞着一个透明自封袋，袋子里装着一块移动硬盘，跟刘成给的那块是同款，外壳上贴着一张手写标签：“2019.08恒运物流调度备份·陈海生移交”。

“陈海生那天晚上走之前把它交给我。他说如果他没回来，这个东西就是韩明远的死刑判决书。”林建国把硬盘从壁龛里取出来放在桌上，用一块软布擦了擦外壳上的灰，“我把它砌进墙里之后就没动过。整整两年。你拿去吧。”

沈知微把硬盘接过来。两块硬盘并排放在桌面上，刘成的那块外壳用胶带缠过，拆开之后表面有划痕；林建国这块保存得更好，外壳干净，标签上的字迹清晰。她把两块硬盘一起收进书包最里层，拉链拉到尽头。然后她看着林建国，问了一个问题。

“陈海生离开邻市之前跟你说了什么。”

林建国把螺丝刀搁在桌上，靠着桌沿站着。他的目光落在墙面上那个刚被凿开的洞口上，水泥边缘参差不齐，像一道结了痂又被揭开的伤口。“他说他要去拿一份东西。那份东西能证明韩明远从2008年开始就在利用恒运物流的系统做一本假账。那本假账把2008年到2019年之间所有与那辆白色货车相关的运输记录全部改成了普通货运记录，用来掩盖那些特殊调度。他说那份东西存在一个只有刘成知道的地方。他去了之后就没有回来。”

“那份假账的记录，你手上的硬盘里有吗。”

林建国摇了摇头。“我手上的硬盘是陈海生从恒运物流的系统里直接备份的原始数据，包括那些被改过的和没被改过的记录。但假账本身——就是韩明远用来掩盖真实调度的那套账本——是后来在系统里替换进去的。如果那套假账也被恢复出来，跟原始数据做比对，就能看到每一个被篡改的节点和篡改的时间。韩明远改账的时间集中在2008年7月16日到8月20日之间，跟他所有其他动作的时间线完全吻合。”

沈知微把这句话记下来。她把两块硬盘在桌面上排好，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给林予安发了一条消息：“拿到了第二块硬盘。林建国说里面可能有被篡改的记录。你那边能找到数据恢复和对比的专业工具吗。”

林予安回复得很快：“我师兄在司法鉴定中心有合作渠道。你把硬盘带回来，我安排数据镜像和比对。大概需要两天。”

沈知微把手机收好。她站起来，把桌上的东西收拾了一下——螺丝刀放回工具箱，铁板和螺丝归拢到墙角，梯子靠墙立好。林建国站在旁边看着她做这些事，没有插手。等她把桌面清干净之后，他从桌角拿过来一个小铁盒递给她。盒子很轻，里面装着几张照片和一张名片。“这是陈海生在我这里存东西的时候留下的。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找备份，就把这个盒子给对方。里面是他跟韩明远在深圳见过两次面的照片，2013年和2016年各一次。我当时也在场，拍完照就走了。他不知道我拍了。你拿去用。”

沈知微打开盒子看了一眼。最上面那张照片拍的是深圳一家茶楼的大堂，陈海生坐在靠窗的位置，对面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侧脸对着镜头，下巴上有一颗痣。韩明远。他的左手腕上戴着一块手表，表盘朝内。照片右下角印着日期：2013年9月17日。第二张照片是三年后的同一个茶楼，同一个位置，两个人坐着喝茶，陈海生的脸比三年前瘦了一些，但坐姿依然很直。第三张不是照片，是一张便签纸，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告诉来找我的人，韩明远在深圳还有一个联系人。那个人现在还在顾氏集团深圳分公司。他的名字我写在名片背面。”

沈知微把名片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个职务：“周成。顾氏集团深圳分公司安保部主管。韩明远的外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