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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首月，胡记钱铺就遇到了麻烦。一张从太原分号开来的千两汇票，经五次背书到了北京总号。验票时，纸、墨、花押皆无误，但信用司的稽核员在核对背书链时发现：第三次背书的商号“济南永昌号”，在济南府的备案记录显示已于三个月前歇业。

“歇业的商号如何背书？”稽核员将票摊在胡大元面前。

老掌柜汗如雨下。细查之下，是济南分号的一个老伙计，私藏了永昌号歇业前未用完的背书章，伪造了这次背书，想从中赚取差价。案发后，那伙计供出，用此法他已套取三千余两。

“原来漏洞在这里，”程允执在案件卷宗上批注，“不是票假，是背书的人假。”

此案成为新制推行后的第一个警示。信用司随即规定：所有商号歇业、更名、易主，必须三日内向驻地信用司申报，逾期未报者，其背书一律视为无效。

更大的变化在民间借贷。以往小商人借钱，全凭保人一张脸，借据简陋易伪。新制推行后，信用司开始试行“小额信票”：十两以下的借贷，可用官颁信票，票上印有标准借据条款，借款人、保人、钱铺三方画押，票纸同样有防伪。虽只一纸，却让小商贩有了向钱铺借钱的底气。

腊月，信用司运行三个月的账目出炉。出乎所有人预料，三地汇票的纠纷案件同比下降了六成，而钱铺的汇兑业务量反而上升——因为信用有保障了，商人更敢用汇票了。更令人惊喜的是，小额信票的坏账率只有百分之三，远低于钱铺以往的民间借贷。

“原来信用不是虚的，”胡大元在年终同行聚会上感慨，“是能生出银子来的。”

但最大的考验在年关前的挤兑潮。往年此时，各大钱铺常因备银不足而限制兑付，引发纠纷。今年信用司提前预警，要求各钱铺申报备银数额，并根据其汇票流通量，设定“最低兑付准备金率”。同时，信用司以朝廷户部库银为后盾，设立“信用平准仓”，钱铺若临时短缺兑付银，可以汇票为抵押，向平准仓短期拆借。

年二十八，胡记钱铺门前排起了长队。一个山西口音的布商持一张三千两汇票要求兑付，而铺内存银仅剩两千两。胡大元一面安抚，一面火速派人持票到信用司平准仓。不过半个时辰，一千两官银送到，兑付顺利完成。布商临走时说：“以前在别处兑这么大额的票，至少要等三天。你们这儿...痛快。”

此事传开，胡记钱铺的声誉大涨。更深远的影响是，商人们开始意识到，有国家背书的信用，比任何一家钱铺的招牌都可靠。

除夕前夜，程允执巡视信用司档案房。巨大的樟木柜里，整齐码放着各地钱铺备案的票样、印鉴、流水账副本。其其格正带着宗学子弟，将今日的汇票稽核记录归档。

“程先生您看，”小丫头翻开一本厚厚的《背书链核查实录》，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每张汇票的流转轨迹，“这张票从苏州到北京，经八次背书，每个背书人都有案可查。就像...”她想了想，“就像一根绳子，串起了八个地方、八个人、八桩生意。”

伯颜帖木儿站在档案房的窗前，望着远处钱铺门口悬挂的红灯笼。“草原上部落结盟，会交换马鞭。”他轻声说，“一根马鞭不值钱，但拿着它，就能在盟友的草场上自由放牧。”顿了顿，“信用...就是那根马鞭。”

窗外传来零星的爆竹声，与钱铺里噼啪作响的算盘声交织。这座刚刚诞生的信用司，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童，正试图在这片习惯以白银和人情作为交易媒介的土地上，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可以触摸、可以验证、可以流转的信任。而那些在灯光下被反复核验的票据，那些在账册里被严谨记录的背书链，此刻正如同细密的血管，悄然将信用这个曾经虚无缥缈的概念，一点点输送到这个帝国经济的每一处末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