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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出，南京城炸开了锅。旧钞持有者蜂拥至户部衙门，要求兑换。程允执早有准备，在城中设了十个兑换点，每个点备足铜钱，公开兑付。头三天，兑出铜钱五十万贯，收回旧钞如山。

然而第四天，问题出现了。兑换点收到大量伪造的新钞——纸张粗糙，水印模糊，但印色居然有七八分相似。查验之下，发现是有人用旧宝钞漂洗后重印。更棘手的是，有些百姓兑得新钞后，转身就去钱铺要求兑铜钱，想试探朝廷是否真会兑付。

“这是对新币的试探。”伯颜帖木儿在户部紧急会议上说，“就像草原上新来的头狼，狼群会试探它会不会护食。若退了，狼群就散了。”

程允执当即下令：第一，所有伪造新钞者，一经查实，伪造者枷号示众，举报者赏银十两；第二，各兑换点增设“新钞验伪处”，免费为百姓验钞；第三，朝廷拨银二十万两，专用于新钞兑付，并公告“兑付不绝，银尽为止”。

命令下达后，其其格带着医学院的学生，在兑换点外用特制的药水为百姓验钞——真钞遇药水会显淡金色，伪钞则变黑。有个老汉拿着三张伪钞来兑，被当场识破，痛哭流涕说是用全部积蓄换的。查验官员细问，顺藤摸瓜揪出一个伪造团伙，主犯竟是宝钞提举司的一个老雕工。

腊月，新钞发行三个月的账目出炉。出乎所有人预料，新钞的流通率达到了六成——也就是说，百姓收到新钞后，有六成会继续用它交易，而不是立即兑成铜钱。更令人惊喜的是，伪造案发率逐月下降，从首月的三十七起降至腊月的九起。

“因为伪造的成本太高了。”周世安在年终核算时感慨，“纸张难仿，油墨难配，雕版年年换。费尽力气造出一张，还不如去码头扛包赚得多。”

但最大的考验在年关。以往此时，各州县要向京师解送税银，路途遥远，损耗巨大。今年朝廷试行“税赋折新钞”，允许地方将税银就地兑换成新钞，解送京师。消息一出，朝野哗然——若地方官趁机压低兑率、中饱私囊怎么办？

程允执的办法是“三联税票”。地方州县解送税钞时，需填写特制税票，票上注明兑银数、兑钞数、经手官吏，一式三份，州县、户部、御史台各执一份。税钞送达后，御史台随机抽查，核对三份票据是否一致。

年二十八，第一批税钞解抵户部。山西大同府解送的五万贯新钞，税票上写明兑银六万两千五百两。御史台抽查时发现，大同府同期市面银钞兑率是一贯兑银一两二钱五分，与税票吻合。但细查之下，有个书吏在“兑银数”的小写数字上做了手脚，将“六万两千五百两”的“二”字描成了“三”，想贪墨一千两。因三份票据对照，描改处墨色不同，案发。

此事成为新币信用建立的关键转折。商人奔走相告：朝廷是动真格的。

除夕前夜，程允执巡视户部新设的“通宝券库”。巨大的樟木箱里，整整齐齐码放着尚未发行的新钞，库内干燥通风，灯火通明。其其格正带着学生，用新制的“验钞灯”抽检库存——那是一种特制油灯，灯光下真钞的防伪纹会显现特殊光泽。

“程先生您看，”小丫头举起一张壹贯券，在灯下缓缓转动，“纸里的金丝像活的，会跟着光走。”她顿了顿，“以前宝钞就是一张纸，现在的通宝券...像件器物。”

伯颜帖木儿站在库房的石阶上，望着远处街市上悬挂的灯笼。“草原上交易，最硬的不是银子，是‘说出去的话’。”他轻声说，“部落头人一句话，能抵一百匹马。因为话后面，是整个部落的草场和牛羊。”顿了顿，“新币...现在开始有‘话’在后面了。”

窗外传来零星的爆竹声，与街市上商贩收摊的吆喝声交织。那些刚刚进入流通的新钞，此刻正揣在百姓怀里、躺在商贾账房、流转在帝国经济的血脉中。它们不再是被唾弃的废纸，而是一种崭新的、带着朝廷信用体温的介质——虽然稚嫩，却已在这个古老帝国的肌体里，开始了第一次试探性的、坚定而沉稳的搏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