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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允执沉吟片刻：“那就在迁民安置区推广此法。所需沟渠、闸门工料，由工部拨专款；民夫由安置庄出，按工给粮。如此，百姓有活干、有粮拿，地也能慢慢肥起来。”

但最大的问题出在第二天视察“采料场”时。那是在开封城西二十里的一片河滩，上百民夫正在挖取一种特有的“胶泥”——这是筑堤的最佳材料，黏性大，干后坚硬。其其格在记录时发现异样：账册上写着“日采胶泥五百方”，可她估算现场堆积的土方，最多三百方。

她没声张，而是悄悄丈量了几个新挖的土坑，记下尺寸。回到府衙后，她连夜计算：按坑容积累加，实际采泥量只有二百八十方左右。这意味着，有两百多方的“虚账”。

程允执得知后没有立即发作。他让赵士祯以“查验土质”为名，次日再去采料场，暗中记录各班组实际运土车数。同时，其其格去查府衙的支银记录——采料民夫的工钱是按“方”结算的。

结果在三天后水落石出：采料场管事的胥吏与几个工头勾结，虚报采量，冒领工银。每方胶泥的工钱是五分银，每日虚报二百二十方，便是十一两银子。一个月下来，便是三百余两。

“臣有罪！”周文望在府衙大堂上跪地请罪，脸色惨白，“治河款项，竟出此蠹虫……”

程允执没有责骂。他扶起知府，只说了一句：“周大人，治河如治吏。堤防有漏洞，水会侵；吏治有漏洞，银会流。今日查出一个胥吏，明日就可能有一群。所以臣在《治国方略》里写了那条——凡工程款项，需三方核验：工部计料、地方监工、廉政公署巡查。缺一不可。”

案件按新制处置：胥吏与工头追赃问罪，周文望罚俸三月。而更关键的是，程允执当场宣布：今后所有河工款项，每月在工地张榜公示，民夫可按自己实际工作量核对，有疑即可举报。

离开开封那日，程允执再次登上大堤。春阳下的黄河，浊流滚滚，但被新堤约束着，驯服地向东奔去。堤外的浅水区，已有农民在抢种早春的苇子——那既能固滩，秋后也能收割编席。

其其格在《河工实录》末页画了两幅图：一幅是去岁溃堤后的惨状，一幅是今日新堤横卧、迁民庄炊烟袅袅的景象。她在旁边写道：

“河如烈马，堤如缰绳。缰绳可束马，然驭马之术，更在喂草、修蹄、察其性情。今筑新堤、迁新民、改新田、立新规，四管齐下，方为长治之基。然河性无常，人心易弛，惟愿后世治河者，常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心。”

马车驶离大堤时，程允执回头望去。那座新堤在晨光中延伸成一道淡黄色的长线，像这个古老帝国在与其最桀骜不驯的自然之力搏斗后，留下的一道新鲜的、仍带着疼痛的疤痕。它不完美，甚至脆弱，但它至少证明了：人不必永远屈服于洪水的淫威。只要愿意一代代付出智慧、汗水、甚至生命，总能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争得一方安身立命之所。

而此刻，远在北京的深宫里，病榻上的朱祁镇正听着快马送来的开封视察奏报。当听到“新堤未决，迁民得安”时，皇帝枯瘦的脸上露出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如释重负的笑意。他让太监取来笔，在奏报末尾批了两个字：

“续行。”

墨迹在纸面泅开，像一滴落入黄河的清水，瞬间消失在无尽的浊流中。但它确实存在过，并且，或许会在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汇入那条正在被缓慢而坚定地重新驯服的巨龙的血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