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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之内，被组织起来的学生，在最初的惊异过后，逐渐平静下来。

转而开始的，是依着太学易社生的教引，与每个区的分工，开始熟悉和着手自己的那一份事务。

一时间，文星阁前乃至太学敦化堂前广场上，千余人学子埋首桌前。

有的翻阅浩如烟海的《朝报》合订本，专事摘抄官员动态；有的核对《登科记》与《百官谱》，建立出身档案。有的搜罗整理公开的评论文集文章、方志碑文，记录其中所涉及的官员评价。

还有的将家中小厮书童指使的来回奔忙，往返家宅之内，将自家书藏的相关文集资料，一一取来，送入文星阁登记，以备录用！

太学内外，但闻书页翻动、笔录沙沙、低声研讨与往来期间奔走串联的脚步之声。

所有人心中，都隐隐预感到——

一场前所未有、即将惊艳士林朝野的集体学术考据，就此展开。

文星阁三楼。

这里原为‘格物文库’，这几日临时成为了本次‘官考’的数据汇集中枢。

一排排书架暂时被移开，正中摆开一张长三尺的柏木大案。

案上不见经史子书，唯有算盘七把、特制大算筹数盒，以及分门别类堆放的整整齐齐的表格。

太学易社社长周允精于《九章》与易卦筹算，在太学向有‘算痴’之名，然而此时的他，在面对不断从阁外送来的一张又一张的表格，也不禁感到棘手。

另一名同样是本经为易的太学生，对周允道：“周兄，过去两天，阁外各组分呈进来的表格已逾八千，然，这些表格，有按出身分者，有按官职分者，有按年爱分者。表格多牛毫……王博子可曾言说，究竟要如何析理？”

周允对此感同身受，不过他倒并不着急。

“不急，王博子说过，带着咱们析理之人，今日便要到了。”

说话间，一名十七八岁的青年人，在太学书吏的指引下，稳步而入。

周允一笑站起：“解铃之人至矣。”

来人一身褐色布衣，乍看起来，面容与王博子有三分相似。然此人更显朴实与严谨，双手指节粗大，掌心有薄茧——

这是常年拨算盘、握笔所留下的痕迹。

而他，正是王博子游学江南期间，协助王博子，两人在三日之内，便将江宁漕务积压之账目彻底厘清之人。

王家三兄弟中的老二——王景行。

王景行本就性子秉直，在外人面前不喜言笑。此时站在柏木桌前，只十分规矩的向几人各自一揖，声调平实。

“在下王景行，应我家三弟之邀，来助诸位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