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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流血，但流的是叛逆者的血。”博布里科夫打断他，眼神像淬火的钢，“伊格纳季耶夫议员，你为帝国服务三十年，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有些手术，必须动刀，必须流血，才能切除病灶，才能保全身体。芬兰就是帝国的病灶，七十年的自治，让他们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可以讨价还价，可以阳奉阴违，可以在帝国的铁拳下保留自己的小王国。现在，是时候切除这个病灶了。短痛，是为了长久的健康。”

他走到伊格纳季耶夫面前，俯视着这个脸色惨白的议员：“至于你，你的任务是确保议会在最后时刻配合。八月十四日，议会必须就改革法案进行表决。不管用什么手段，收买，威胁，绑架家人，我要看到法案通过。哪怕只有一票优势，哪怕所有反对派议员都缺席，也要通过。然后，八月十五日凌晨，特别状态宣布，议会解散，法案自动成为法律。这样，程序上就完整了，历史上会记载：芬兰议会自己通过了改革法案，然后因为局势动荡，总督不得不实施特别状态。明白吗？”

伊格纳季耶夫机械地点头。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将成为芬兰历史上的罪人，成为帝国最忠诚的狗，成为所有芬兰人唾弃的对象。但他没有选择。三十年前，他选择站在俄国一边时，就注定回不了头了。

“瓦西里耶夫教授，”博布里科夫转向学者，“你负责技术控制。八月十五日凌晨，带人全面接管伊瓦洛钢厂，逮捕伊万厂长，查封所有技术档案。同时，搜查帕维莱宁的实验室，找到他藏起来的核心数据和设备。记住，要找到真东西，不是那些糊弄人的假数据。如果找不到……”他顿了顿，“就让他‘意外死亡’。实验室火灾，煤气泄漏，什么理由都行。一个不合作的学者，没有存在的价值。”

瓦西里耶夫脸色发白，但点头：“明白。”

“索罗金，列昂尼德，”博布里科夫看向两人，“你们负责港口和边境。八月十五日零点，封锁所有港口，禁止任何船只离港，严格检查所有货物。特别是波尔沃港，那里是技术外逃的主要通道，要重点布控。边境那边，加强对拉普兰的封锁，但先不要进攻，等特别状态宣布后，看萨米人的反应。如果他们投降，最好；如果抵抗，就武力解决。”

“是。”两人同时起身，立正。

最后，博布里科夫看向第三厅特使亚历山大：“特使先生，请你向圣彼得堡报告，一切按计划进行。八月十五日，芬兰将正式成为帝国的一个省，不再有自治，不再有议会，不再有那些烦人的法律和传统。帝国在波罗的海的统治，将固若金汤。”

亚历山大微微躬身：“我会如实报告。舒瓦洛夫伯爵让我转告您：帝国需要的是一个驯服的芬兰，不是一个流血的芬兰。尽量控制暴力，但必要的时候，不要手软。”

“我明白。”博布里科夫走到窗前，望着赫尔辛基的夜色。城市的灯火在黑暗中延绵，像一片星海，美丽，但脆弱。三天后，这片星海将笼罩在刺刀和军靴的阴影下，将失去最后一点光亮，变成帝国版图上一块沉默的、顺从的灰色补丁。

他想起离开圣彼得堡前，沙皇对他说的话：“博布里科夫，芬兰是帝国的窗户，但现在这扇窗户想自己关上。你的任务，不是修窗户，是换窗户。换成帝国的窗户，只能透进帝国的光，只能看见帝国的景。”

是的，换窗户。把芬兰这扇有着自己花纹、自己历史的旧窗户，换成帝国统一的、没有个性的新窗户。旧窗户要砸碎，要丢弃，要让人忘记它曾经存在过。

这个过程会疼，会流血，会有人哭泣，会有人反抗。但历史是强者书写的，疼痛会过去，血迹会干涸，哭声会消散，反抗会被碾碎。最终，所有人都会习惯新窗户，会忘记曾经有过一扇不一样的窗。

这是统治的法则，是帝国的逻辑，是弱小者无法抗拒的命运。

窗外传来钟声，晚上九点了。博布里科夫转身，对众人说：“都去准备吧。三天时间，做好一切安排。记住，八月十五日，零点，是终点，也是起点。是芬兰自治的终点，是帝国在波罗的海绝对统治的起点。”

众人起身，默默离开。办公室只剩下博布里科夫一人。他走到酒柜前，倒了一杯伏特加，一饮而尽。火辣的液体从喉咙烧到胃里，带来一种虚假的温暖和力量。

他走到地图前，看着芬兰那片土地。从南到北，从海岸到苔原，那么多城市，那么多森林，那么多湖泊，那么多……不愿屈服的人。

三天后，这一切都将改变。刺刀会带来秩序，军靴会踏平反抗，法律会变成命令，自由会变成服从。芬兰会安静下来，像冬眠的熊，在帝国的笼子里，沉睡，遗忘，直到彻底成为帝国的一部分。

这是他作为总督的使命，也是他作为帝国臣子的荣耀。

窗外，夜色更深了。赫尔辛基在沉睡，不知道三天后，它将迎来怎样的黎明。

而在城市的另一头，在格里彭伯格宅邸，在议会大厦，在大学实验室，在波尔沃的驳船上，在拉普兰的苔原上，那些守护火种的人，也不知道，风暴已经如此之近，近到能听见它沉重的呼吸，能感到它冰冷的触须，能看见它黑暗中狰狞的轮廓。

三天。七十二小时。四千三百二十分钟。

倒计时，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