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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罗夫的心脏一紧：“他的身体状况，在监狱的环境里可能恶化……”

“那又怎样？”格奥尔基打断他，眼神锐利如刀，“彼得罗夫调查员，你似乎对这个恐怖分子头目过于关心了。让我提醒你，埃里克·科尔霍宁手上沾着帝国军人的血，他组织的破坏活动导致数十万卢布的损失，他至今拒绝合作，是抵抗运动的象征。让他死在监狱，是上帝的审判，是帝国的正义。你该不会……同情他吧？”

最后那句话，带着明显的威胁。彼得罗夫迎上格奥尔基的目光，强迫自己不要躲闪：“我是司法部调查员，我的职责是确保法律程序得到遵守。埃里克·科尔霍宁是重犯，但如果他在转移过程中死亡，可能被外界解读为‘灭口’，引发新的舆论风波。我建议至少让医生随行，确保他活着到达监狱。死了的烈士，比活着的囚犯更有煽动力，这点你比我清楚。”

短暂的沉默。格奥尔基盯着彼得罗夫，似乎在评估他的话是出于职责，还是出于别的什么。最终，他点了点头，语气稍微缓和：“好吧。医生随行。但他一到监狱，就会转入特别监禁区，审讯继续。这次，我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他会开口，或者会死。没有第三条路。”

彼得罗夫知道这是他能争取的最大限度了。他点了点头，转身准备离开。在门口，他停下，回头：“格奥尔基特派员，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如果特别状态在五年后，十年后，依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让芬兰人更团结，抵抗更聪明，国际压力更大，那时你会怎么办？继续加码？还是……考虑其他的路？”

格奥尔基笑了，那是一种冰冷的、自信的、近乎傲慢的笑：“彼得罗夫，你太小看帝国，也太高看芬兰人了。五年，十年，足够一代人长大。等现在的孩子——那些在俄语学校学习、唱帝国国歌、崇拜沙皇陛下的孩子——成为社会主流时，芬兰问题就解决了。至于那些躲在苔原和地下室的老顽固，他们会像苔原上的最后一点残雪，在春天的阳光下，无声无息地融化，消失，被遗忘。这就是历史的方向，彼得罗夫。你最好认清它，站对位置。因为逆流而行的人，通常……下场不太好。”

彼得罗夫没有再说什么。他推开门，走进走廊，沉重的橡木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格奥尔基的目光，但隔绝不了那些话的回响。他慢慢走着，靴子踩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发出空洞的回声。走廊两侧的墙壁上，挂着历代沙皇和总督的肖像，他们用威严或慈祥的目光，俯视着这个走在帝国权力走廊里的、内心充满挣扎和无力的小官员。

走到一楼大厅时，他看见一队士兵正押着一个人从侧门进来。是埃里克·科尔霍宁。他坐在轮椅上，左腿的裤管空荡荡地垂着，脸色苍白，但腰背挺直，独眼扫过大厅，在看到彼得罗夫时，微微停顿了一下，然后移开，没有任何表情。

彼得罗夫站在原地，看着士兵推着轮椅从面前经过，走向地下监狱的入口。他想起了在病房里，埃里克用流血的指甲在石板上刻字的样子；想起了他谈论抵抗运动评估时眼中的光；想起了他握着儿子照片时流下的泪。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思想、有情感、有坚持的人，现在要被送回那个黑暗、寒冷、充满痛苦的地方，等待死亡，或者更糟——崩溃。

而他，伊万·彼得罗夫，帝国的法律官员，能做什么？一份被驳回的报告？几句无力的建议？一次关于医生随行的争论？这改变不了埃里克的命运，改变不了芬兰的命运，甚至可能改变不了他自己的命运——如果格奥尔基认定他“不可靠”。

他走出总督府大门，冰冷的空气扑面而来。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在寒风中摇晃，投下昏黄而颤抖的光晕。他站在台阶上，望着赫尔辛基冬夜的街道，望着这座城市在特别状态下的沉默和顺从，望着远处黑暗中那些看不见的抵抗、希望、和永不熄灭的地火。

然后，他做出了决定。

不是今天，不是明天，但总有一天，他要做一些事。不是为帝国，不是为法律，甚至不是为芬兰。是为他自己，为那个父亲教导要“保护弱者，制衡强者”的良心，为那个在看到不公时无法沉默的灵魂。即使那意味着风险，意味着失去一切，意味着“下场不太好”。

因为有些路，即使知道通向黑暗，也必须走。因为有些光，即使微弱如风中之烛，也必须守护。因为有些人，即使被世界抛弃，也值得被看见，被记住，被声援。

伊万·彼得罗夫拉紧大衣领子，走下台阶，走进赫尔辛基的冬夜，走向那个他已经看到、但尚未完全看清的、属于自己的使命。而地火，在铁窗外，在谈判桌上，在一个俄国官员的良心挣扎中，继续运行，等待着被点燃，被传递，被变成燎原的、改变历史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