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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您的工作”上加重了语气。格奥尔基听懂了。如果巡视组发现问题，不仅彼得罗夫要倒霉，格奥尔基也可能受到责难，至少是麻烦。在圣彼得堡内部斗争微妙的时候，这种麻烦是格奥尔基不想看到的。

“我会注意。”格奥尔基最终说，语气缓和了些，“审讯频率会调整，记录会完善。安娜的医疗条件也会改善。但彼得罗夫，我也要提醒你：不要得寸进尺。你的那些小动作，我不是不知道。只是目前，它们还在我可容忍的范围内。但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好自为之。”

说完，他转身离开，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彼得罗夫站在原地，直到格奥尔基的身影完全消失，才缓缓吐出一口气，发现自己手心全是冷汗。刚才的交锋，他勉强不落下风，但危险显而易见。格奥尔基已经明确警告，他的“小动作”被察觉了。这意味着，他必须更加小心，同时，也要加快行动。

他走到医务室门口，对守卫点了点头，推门进去。狱医和护士已经离开，只剩下安娜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但彼得罗夫注意到她的睫毛在微微颤动，她醒着。

他在床边站了几分钟，然后低声用芬兰语说：“安娜·科尔霍宁女士，我是伊万·彼得罗夫，司法部调查员。我负责审查您的案件。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安娜的眼睛缓缓睁开。那是一双深褐色的眼睛，因为疾病和疲惫而显得暗淡，但眼底深处有一种难以熄灭的光。她看着彼得罗夫，没有恐惧，没有乞求，只有一种深沉的平静。

“我能听到。”她用芬兰语说，声音微弱但清晰。

“您的身体状况，医生已经检查过了。我们会尽力改善您的医疗条件。关于您的案件，圣彼得堡正在审查。在审查期间，您会受到法律规定的保护。请保重身体，配合治疗。”彼得罗夫用公式化的语气说着，但将一份折叠的小纸片，借着整理毯子的动作，悄悄塞进安娜的手心。

安娜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握住了纸片。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极轻微的波动，但表情未变，只是点了点头。

彼得罗夫直起身，用正常音量说：“好好休息。我下周再来看您。”然后，他转身离开医务室，回到走廊。他的心在狂跳，但脚步平稳。刚才塞给安娜的纸片上，用密写药水写着一句话：“埃里克安好，坚持。国际关注增加。保重，等待。”

这是他能做的极限。传递信息，给予希望，但无法改变实质处境。然而，在这种地方，在这种时候，一点信息，一点希望，可能就是支撑一个人活下去的全部力量。

他回到档案室，锁上门，从怀里取出另一份文件。这是曼纳海姆在狱中刻写的《论小民族在帝国压迫下的生存策略》的完整俄语译文，他已经整理完毕，准备通过秘密渠道送往斯德哥尔摩。但今天与格奥尔基的交锋让他意识到，时间可能不多了。他必须尽快行动。

他点燃油灯，在灯下重新检查译文。文字冷静，理性，充满法学和政治学的思考，但字里行间透出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小民族在压迫下的生存，不是靠暴力对抗，是靠智慧、韧性、文化的保存和时机的等待。这种思想，如果传播出去，可能比任何激进的宣言都更有力量，因为它提供了第三条路：既不屈服，也不盲目牺牲，而是有策略地坚持，有尊严地生存，直到压迫者自己出问题。

彼得罗夫想起了自己的父亲，那个老法学教授。父亲常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但灵魂在于理想。理想不是空想，是照亮经验的方向，是评判现实的尺度。”曼纳海姆的文章，就是这种理想的体现：在绝境中，依然相信法治，相信理性，相信人的尊严。而彼得罗夫自己，正在用他所剩不多的勇气和资源，传递这种理想，让它去照亮更多人，也许，能改变些什么，哪怕很微小。

他将译文小心地封好，藏进公文包的夹层。明天，他会通过那个瑞典使馆的低级文员，将这份文件寄出。同时，他会开始起草另一份报告，关于特别状态下监狱医疗状况的“程序审查意见”，重点引用国际红十字会的标准和欧洲各国的实践，为改善安娜和其他政治犯的医疗待遇，提供法律和“国际惯例”的依据。这是他能做的，用程序和文书，一点点撬动坚冰，一点点争取空间，一点点传递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