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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的消息，是通过广东布政使司的奏报送到我手上的。

那天下午，我正在御书房里审阅新科筹备组送来的算学教材初稿——说是初稿，其实就是把《九章算术》里的内容重新整理了一遍，加了一些注释。我翻了几页，眉头就皱起来了。

这哪是教材，这是古籍注疏。

我正想把初稿扔回去让他们重写，王福端着一摞新到的奏折进来了。

万岁爷，广东布政使司的急报。他把最上面一份单独抽出来递给我，说是关于一个西洋人的。

我接过来，打开。

奏折是广东布政使司参议刘继文写的，措辞很谨慎——臣闻有西洋僧人利玛窦者，自澳门北上，经肇庆、韶州，现已抵达广州府。此人自称意大里亚国人，奉其国教皇之命，来华传播天主之教。随行携带大量书籍、仪器及礼物，声称欲赴京城朝贡。臣不敢擅专，特奏报陛下，请旨定夺。

我放下奏折，靠在椅背上。

利玛窦。

终于来了。

前世读历史的时候，利玛窦这个名字出现在无数本书里。他是明朝最着名的西方传教士，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学会了中文，穿儒服，戴儒冠，和中国的士大夫们交朋友，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科学着作——《几何原本》就是他和徐光启合译的。

但在原本的历史上，利玛窦到北京是万历二十九年的事，距离现在还有十八年。

他提前来了。

或者说，是我让他提前来的。

半年前，我通过澳门的葡萄牙商人给利玛窦传了一个消息——大明皇帝对西洋的学问很感兴趣，欢迎他来京城。这个消息显然起了作用，利玛窦加快了北上的步伐。

我重新拿起奏折，仔细看了一遍。

奏折后面附了一份清单——利玛窦随行携带的物品清单。

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清单上写着：

西洋自鸣钟一座，高约三尺，以铜铁制成，能自行报时，每隔一个时辰鸣响一次。

西洋千里镜一具，以铜管制成，内嵌琉璃镜片，可望远处之物如在眼前。

西洋坤舆万国全图一幅，绘有天下各国之地形山川。

西洋算学书籍十二册，天文书籍八册，格物书籍六册，皆以西洋文字书写。

西洋三棱琉璃一块，可将日光分为七色。

西洋铜制浑天仪一座，可演示日月星辰之运行。

我的手微微发抖。

不是激动——是兴奋。

自鸣钟、望远镜、世界地图、三棱镜、浑天仪——这些东西在十六世纪的欧洲已经不算什么稀罕物件了，但在大明，每一样都是划时代的。

特别是那个望远镜。

如果是伽利略式的折射望远镜，那就意味着欧洲的光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水平。望远镜不只是用来看风景的——它可以用来观测天文，可以用来军事侦察，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光学原理是整个近代物理学的基础之一。

还有那二十六册书。

算学十二册、天文八册、格物六册。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书，但以利玛窦的学识水平，这些书的内容应该涵盖了十六世纪欧洲数学和天文学的主要成果——欧几里得几何、代数学基础、哥白尼的日心说、第谷的天文观测数据……

这些东西，比黄金还珍贵。

我把清单放下，拿起笔，开始写回复。

着广东布政使司善待西洋僧人利玛窦，沿途提供食宿便利，护送其安全北上。利玛窦所携书籍仪器，不得扣押、损毁、遗失，务必完好送达京城。

写完之后，我又加了一句：另，着沿途各府县驿站，记录利玛窦行程，每五日报送一次。

我要追踪他的行程。

不是不信任他，是不放心沿途的地方官。

大明的地方官对西洋人的态度很复杂——有的好奇，有的排斥，有的想从中捞好处。万一哪个不开眼的地方官把利玛窦的书籍仪器给扣了，或者找个借口把他赶回去，那我的损失就大了。

所以我要让沿途的地方官知道——这个西洋人是朕要见的人，谁敢动他，朕就动谁。

写完回复，我把奏折和清单放在一边，又拿起了那份算学教材初稿。

看了两页，又放下了。

不行，这个初稿太差了。

《九章算术》虽然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巅峰之作，但它的体系和现代数学完全不同。它是以问题—解法的形式编排的，没有系统的理论框架，没有公理化的推导过程，更没有代数符号。用它来做教材，就像用算盘来教计算机编程——不是不行，但效率太低了。

我需要一套全新的教材。

一套融合了中国传统数学和西方近代数学的教材。

而利玛窦带来的那二十六册书，就是关键。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最后一缕夕阳消失在城墙后面，天边只剩下一抹淡淡的紫色。远处的宫殿在暮色中变成了一片黑色的剪影，只有屋脊上的琉璃瓦还反射着最后一点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