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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放出去三天，鱼就上钩了。

十一月初四，成国公朱应桢递了一份奏折。

成国公是大明朝最老牌的勋贵之一，祖上是跟着太祖打天下的，世袭罔替，传到朱应桢已经是第九代了。这个人我见过几次，四十多岁，白白胖胖的，一看就是养尊处优惯了的人。说话慢条斯理，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看着像个弥勒佛。

但弥勒佛也会急眼。

他的奏折写得很长，洋洋洒洒两千多字，引经据典，文采斐然——肯定不是他自己写的，他那个文化水平写不出这种东西，八成是请了幕僚代笔。

核心意思就一条：商税不能改。

理由呢？说得冠冕堂皇——祖宗之法不可变轻徭薄赋乃仁政之本商税过重则商人凋敝，商人凋敝则百姓受苦。

我看完之后，差点笑出声来。

成国公什么时候开始关心百姓了？

他关心的不是百姓，是他自己的钱袋子。

沈炼的情报网早就查清楚了——成国公府暗中参与走私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他们不直接出面，而是通过几个白手套商人操作。这些白手套商人在福建和广东都有船队，走的是不交税的私货航线，每年的利润至少几十万两。这些利润的大头，进了成国公府的账上。

商税改革一旦推行，统一关税、取消杂税、设立海关衙门——走私的成本会大幅上升，利润会大幅下降。成国公府的财路，就断了。

所以他急了。

十一月初五，第二份奏折来了。

定国公徐文璧。

定国公也是老牌勋贵，祖上是徐达。徐文璧这个人比朱应桢精明一些，奏折写得更含蓄，没有直接说商税不能改，而是说改革宜缓不宜急，宜渐不宜骤。

意思是一样的——拖。

能拖一天是一天，拖到皇帝失去耐心，拖到朝堂上的反对声越来越大，拖到改革不了了之。

十一月初六，第三份。

英国公张元功。

十一月初七，第四份。

武定侯郭应麒。

十一月初八，第五份、第六份、第七份。

三个侯爵联名上疏。

七天之内，七份奏折，全部来自勋贵。

措辞一份比一份激烈。

最后那份联名上疏，措辞已经近乎威胁了：祖宗之法，岂可轻改？若强行推之，恐人心不稳，社稷动摇。

社稷动摇。

这四个字，在大明朝的政治语境里，分量很重。等于是在说：你要是敢改，我们就闹。

我把七份奏折摞在一起，放在书案上，看着它们。

七份奏折，七个勋贵家族。

这些家族加在一起，控制着大明朝将近三分之一的走私网络。他们不直接做走私，但他们是走私网络的保护伞——走私商人给他们交保护费，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帮走私商人摆平官府的麻烦。

这是一条完整的利益链：走私商人负责赚钱，勋贵负责保护，地方官负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三方各取所需，利益均沾。

我的商税改革，砍的就是这条利益链。

王福。我说。

奴婢在。

把这七份奏折都留中不发。

留中？王福愣了一下，万岁爷不批？

不批。我说，也不驳。就放着。

留中不发，是皇帝对付奏折的一种手段——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就是不回复。让上疏的人猜——皇帝到底怎么想的？是在考虑？还是在生气？还是根本没看？

猜不透，就会慌。

慌了，就会露出更多的破绽。

另外。我补了一句，让沈炼查一查，这七个勋贵家族的走私网络，具体是怎么运作的。谁是白手套，走的哪条航线，每年赚多少钱，分成比例是多少——全部查清楚。

奴婢明白。

王福走了之后，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勋贵。

这是一个比地方官更难对付的群体。

地方官再怎么闹，也不过是上几份奏折、拖延执行、阳奉阴违。但勋贵不一样——他们有世袭的爵位，有祖上的军功，有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有些还和皇室沾亲带故。他们在朝堂上的影响力，不是靠官职，而是靠血统和关系。

动他们，比动地方官难十倍。

但不动不行。

如果我连勋贵都不敢动，商税改革就是一句空话。因为勋贵是走私网络的最大保护伞，只要保护伞还在，走私就不会停，关税就收不上来，海关衙门就形同虚设。

怎么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