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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起笔，开始给宣祖李昖写一封信。信的内容很客气，无非是恭贺他回到都城、希望朝鲜早日恢复太平之类的套话。但在信的最后，我加了一句看似随意的话：

朝鲜百姓苦难深重，望贵国上下一心，以民为本，共度时艰。

以民为本。

这四个字是说给宣祖听的，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窗外传来燕子的叫声，唧唧唧的，在屋檐下飞来飞去，衔着泥巴筑窝。春天的阳光暖洋洋地照进来，照在书案上，照在那封还没干透的信上，墨迹在阳光下泛着微光。

我把信封好，交给王福。

送去朝鲜。八百里加急。

王福接过信转身就走。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万岁爷，您今天好像不太高兴？汉城不是光复了吗？

我笑了笑：高兴。只是在想别的事。

什么事？

在想怎么让以后的人，不用再经历这些。

王福眨了眨眼，显然没听懂。但他没有追问，只是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

他的脚步声在甬道里渐渐远去，啪嗒啪嗒的，和屋檐下燕子的叫声混在一起，听着倒也不算难听。

我转身回到书案前，拿起另一份奏折。是叶向高从辽东送来的，关于军粮转运的进展报告。这个人办事确实靠谱——转运仓已经在旅顺和皮岛各建了一座，粮草损耗从之前的近半降到了不足两成，和他当初在万言书里预估的一模一样。

好用的人就是好用。

我在奏折上批了个，放到一边，拿起下一份。

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把书案上的影子拉得越来越长。燕子还在屋檐下叫着，唧唧唧的，不知疲倦。

汉城光复了。宣祖回京了。朝鲜的局势正在朝着我预想的方向发展。

但釜山还没拿下来。

加藤清正还在那座城里，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饿得发疯，但还没死。

快了。

我翻开下一份奏折，继续批阅。

而在那一天的汉城街头，沉默的人群中，有一个人比其他人更加沉默。

郭再佑站在街边一棵老槐树的树荫下，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朝鲜式布衣，腰间挂着一把没有鞘的环首刀。刀锋上有好几道豁口——那是和日军肉搏时留下的。他脸上有一道从左眉角一直延伸到下巴的刀疤，已经结了暗红色的痂，看起来像是有人在他脸上画了一条歪歪扭扭的线。

他带来的一百三十个义军兄弟就散在人群里，远远地看着宣祖李昖的仪仗从长街上缓缓经过。

那就是咱们的大王？身旁的义军副首领朴正浩低声道，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愤怒，愤怒太浅了；更像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失望。

郭再佑没有回答。他看着国王的龙辇在仪仗兵簇拥下驶过，辇上垂着明黄色的帘子，帘子后面隐约能看到一个矮胖的身影——那就是在日军渡海的第二天就弃城北逃的朝鲜国王。

他跑的时候，郭再佑正带着村里的二十七个猎户和农民，拿着柴刀和削尖的竹竿，在庆尚道的山里伏击日军辎重队。

二十七个人。三把真刀，剩下全是竹竿。

第一仗他们杀了九个日本兵，缴获了十一支火绳枪。他的义军就是这么一仗一仗打出来的——从二十七个人打到三百人，从三百人打到一千人，再从一千人打到最多时候的三千多人。

他们没有粮饷，没有盔甲，没有朝廷的一两银子。他们靠缴获活着，靠百姓的一口稀饭活着，靠仇恨活着。

而国王，此刻坐在明黄色的帘子后面，被明军的铁甲兵和朝鲜的宫廷侍卫簇拥着，回到了他逃跑前丢弃的都城。

走吧。郭再佑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生了锈的刀刃在磨石头。

不看了？

看什么？郭再佑转过身，背对着国王的仪仗，步伐沉重地走向巷子深处，他不配让我看。

朴正浩快步跟上来：头儿，明军那边……他们有人来找过你。说什么李大帅想见见朝鲜义军的英雄

郭再佑的脚步顿了一下。

明军救了朝鲜。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复杂的苦涩，这是事实。没有明军的火炮，平壤夺不回来，汉城也夺不回来。我郭再佑不是不知恩图报的人。

但是——

但是朝鲜的仗，不能只靠明军打。郭再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仪仗远去的方向。街上的百姓已经散了，只剩下几个官差在收拾路障，今天的大王回城，百姓跪了。但他们心里跪的不是大王，是明军。一个国家的百姓跪的是别国的军队，这个国家就完了。

他把手放在腰间那把没有鞘的环首刀上，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我要去见明军的李大帅。但不是以战败国臣民的身份。郭再佑的眼神在经过那道刀疤的时候格外锐利，是以朝鲜义军统领的身份。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地，我们自己打了三年。这份血债，这份战绩，我有资格坐在他对面说话。

朴正浩没有再说什么。他跟着郭再佑走进了巷子。

巷子尽头，一百三十个义军兄弟已经牵好了马，默默等在那里。他们的衣服破烂不堪，武器五花八门——有缴获的日式太刀，有自己打造的铁枪头，有从战场上捡来的明军弃用火铳。但每个人的腰杆都挺得笔直，眼神里有一种经过三年腥风血雨磨砺之后才会有的东西。

那是活下来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