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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十四年十一月,我做了一个决定——让太子常洛独立处理政务,我退居幕后。
这个决定不是突然做出的。从南洋总督府的纠纷事件之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不可能永远替常洛把关。迟早有一天,他要一个人面对所有的问题。与其等到那一天措手不及,不如现在就开始练。就像前世教新手开车,你不能永远坐在副驾驶上帮他踩刹车,总得有一天让他自己上路。
我通过电报给常洛发了一道旨意:自即日起,国内政务由太子全权处理。朕不再逐一批复奏章,只在重大事项上给予指导。太子可自行决断,不必事事请示。
旨意发出去之后,我能想象北京朝堂上的反应——太子战战兢兢,大臣们议论纷纷,有人欢喜有人忧。欢喜的是那些觉得太子好说话的人,忧虑的是那些担心太子镇不住场子的人。电报局的回执上写着已送达三个字,我看着这三个字,心里五味杂陈。放手,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常洛的第一份独立决策,是关于江南水灾的赈济方案。
江南入秋以来连降暴雨,太湖水位暴涨,淹没了周围数县的农田。灾民数万,急需赈济。常洛的方案是:从国库拨银五十万两,调拨粮食二十万石,派工部官员前往灾区组织排水和重建。
方案送到我这里的时候,我看了一遍,没有改动。
不是因为方案完美——五十万两银子偏多了,二十万石粮食偏少了,排水方案也不够具体。银子拨多了容易被中间环节截留,粮食拨少了灾民吃不饱,排水方案没有提到疏浚河道这个关键步骤。但这些都是细节问题,不影响大局。重要的是,常洛做出了决策,而且方向是对的——先救人,再重建,这个优先级没有错。
我在方案上批了两个字:可行。
然后让人发回去。
陈九看到我只批了两个字,有些意外:陛下不多说几句?
不说了。我放下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温热,带着一股淡淡的桂花香,是陈九特意泡的桂花龙井。说多了他就不敢自己做主了。朕要让他知道,他的决策是对的,朕信任他。
可是方案里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不够好,朕知道。但不够好不等于错。让他自己在执行中发现问题,比朕指出来更有用。自己摔一跤学到的东西,比别人告诉你一百遍都管用。
陈九想了想,点了点头。窗外传来一阵风声,吹得窗棂嘎吱作响,几片枯叶被卷起来,在空中打着旋儿飞过窗前。十一月的安特卫普已经很冷了,我裹了裹身上的棉袍,感觉膝盖又开始隐隐作痛。
接下来的几个月,常洛的表现比我预想的好。
他处理了十几件大大小小的政务,从赈灾到税收,从人事任免到外交照会,每一件都有条有理。他的风格和我完全不同——我是快刀斩乱麻,他是慢工出细活。我做决定靠直觉和经验,他做决定靠数据和讨论。我喜欢一个人拍板,他喜欢和内阁商量。他每做一个决定之前,都要把相关的文书看三遍,把涉及的官员叫来问一遍,把可能的后果想一遍。这种做法效率不高,但出错的概率也低。
不同,但不差。
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
东亚联邦的朝鲜成员提出要修改贸易协定,要求降低对大明本土商品的关税。这件事牵涉到联邦内部的贸易平衡,处理不好会引发连锁反应——朝鲜降了关税,日本会不会也要求降?安南会不会也跟着闹?
常洛没有立刻做决定,而是让内阁收集了所有相关数据,召开了三次专题会议,听取了各方意见,最后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关税降低一成,但朝鲜必须同时开放三个港口给大明商船。
这个方案不算完美,但各方都能接受。
我看到这个方案的时候,心里暗暗点头。常洛虽然缺乏霸气,但他有一种我没有的能力——平衡。他能在各方利益之间找到一个所有人都不太满意但都能接受的点。这种能力在前世有个专门的名词,叫调和型领导力。不是最耀眼的那种领导力,但在复杂的多方博弈中,往往是最有效的。
这种能力,在守成的时代,比霸气更有用。
但也有让我皱眉的时候。
有一次,一个边疆将领上书请求增兵,说边境有异族骚扰。常洛的批复是着兵部议处——把球踢给了兵部。
兵部议了半个月,没有结论。因为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意见不一,一个主张增兵,一个主张安抚。两个人在朝堂上吵了好几次,谁也说服不了谁。常洛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听了两边的意见,最后的决定是——。
再议。
我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深吸了一口气。手里的茶杯被我握得紧紧的,指节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