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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十九年十一月，反战的声浪来了。

不是朝堂上的，是民间的。

赵铁生送来的不是情报，是一叠从各地收集来的传单和民谣。他把那叠东西放在我的书桌上的时候，手指微微犹豫了一下，像是在放一个烫手的东西。

传单是手抄的，字迹潦草，纸张粗糙，有些纸上还沾着泥点和水渍，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味。但内容很尖锐——皇帝打了四十年仗，从欧洲打到中东，从中东打到美洲。百姓的儿子死在战场上，百姓的粮食运到前线去。现在天灾来了，百姓饿死了，皇帝还要打仗。请问皇帝，您到底要打到什么时候？

民谣更直白——万历爷，好征战，打了东边打西边。百姓苦，百姓难，儿郎埋骨万里远。今年旱，明年涝，皇帝只管造大炮。

我一张一张地翻看那些传单，纸张在手指间发出沙沙的声响。每一张都是不同的笔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有的歪歪扭扭像是刚学写字的孩子写的。但每一张都在说同一件事——百姓苦了，百姓累了，百姓不想再打仗了。

我看完这些东西，沉默了很久。

书房里只有窗外的风声，呜呜地吹着，从门缝里钻进来，吹得桌上的传单边角微微翘起，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翻动它们。炭盆里的火烧得不旺，偶尔发出一声轻微的噼啪，像是在叹气。

这些东西流传范围有多广？我问。

很广。赵铁生说，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谁听到，北方灾区最多，几乎每个县都有。南方也有，但少一些。京城里也出现了，暗卫在几个茶馆里都听到了类似的议论。有人在茶馆里公开念这些民谣，旁边的人跟着附和，拍桌子叫好。茶碗碰得叮当响，掌柜的都不敢劝。

有组织的？

不像。赵铁生摇头，各地的传单内容不一样，措辞不一样，不像是统一印发的。更像是各地百姓自发写的。

自发的。

这比有组织的更可怕。

有组织的反对可以镇压——抓几个领头的，断了组织的联络，就能平息。但自发的反对没法镇压，因为没有领头的，没有组织，每一个饿着肚子的百姓都是领头的。他们的怨气不是被人煽动出来的，是从空空如也的肚子里长出来的。

你不可能把所有饿着肚子的百姓都抓起来。

陛下，要不要查禁这些传单？赵铁生问。

不查禁。我说。

赵铁生愣了一下，抬起头看我，眼神里带着明显的意外。

查禁了有什么用？我说，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传单烧了，民谣还在。民谣禁了，怨气还在。怨气不消，早晚还会冒出来。堵不如疏，这个道理朕四十年前就懂了。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膝盖咔嚓响了一声，那是老骨头的抗议。

窗外的雪已经停了，但天还是阴沉沉的，灰蒙蒙的，像是一块脏抹布盖在头顶上。紫禁城的屋顶上覆着一层薄薄的残雪，琉璃瓦的金色被白色遮住了大半，看起来灰扑扑的，没了往日的辉煌。远处的宫墙外，隐约能听到街上的人声，嘈杂而模糊，像是一锅正在冒泡的粥。

百姓们说得对。

我打了四十年仗。从万历十五年的朝鲜之战开始，到征服日本、统一东亚、远征欧洲、平定中东，再到现在和美洲的对峙——四十年，几乎没有停过。

四十年的战争，消耗了多少人命，多少钱粮，多少民力？

我不敢算。

我知道这些战争是必要的。没有这些战争，就没有今天的联邦，就没有合天下为一家的格局。但百姓不管这些。百姓只知道自己的儿子死了，自己的粮食没了，自己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他们看不到四十年后的太平盛世，他们只看到今天碗里没有米。

他们有权利抱怨。

我转过身，看着书桌上那一叠传单。粗糙的纸张在灯光下泛着灰白色的光，上面潦草的字迹像是一声声无奈的呐喊，隔着纸面都能感觉到写字的人手在发抖。

陈九。我转过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