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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里传出圆圆的哭声，断断续续的，但没有害怕的那种颤抖了，是一个小孩被吓坏了之后终于回到家、终于可以放心哭出来的那种哭。

他又画了一个圈，两个圈叠在一起，像一副歪歪扭扭的眼镜。

“爸，”林月在后座开口了，“那个厂房的门上挂着锁，不是锁着的，是挂着，像是有人故意让人觉得那扇门是锁着的，其实根本没有锁。那个人把圆圆带到那里，把她关在房间里，然后走了。”

林建国的手从玻璃上放下来，回手摸着方向盘：“高队已经让人去查了，厂房附近的路口虽然没有监控，但铁西那边有几家民房的摄像头可能会拍到什么。还有，圆圆说那个人戴着口罩，穿一件黑色的羽绒服，个子不算太高，说话是本地口音。”

“圆圆不害怕吗？”

林建国沉默了一下：“害怕的。但她妈妈说，她从小就这样，越害怕越不哭，跟自己说话，唱歌，把注意力转到别的地方去。她在那个房间里待了三个多小时，一直在唱歌，声音很小，但没停过。”

林月没有再问。

她靠在后座上，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巷子，路灯的光从车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她的手背上画出一小片暖色的光斑。

她在想那个哼歌的声音。

在那个黑暗的、寒冷的、废弃的厂房里，一个八岁的小女孩缩在墙角，用一首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儿歌，把自己从恐惧里一点一点地捞上来，像一只被水冲到岸边的小船，用一片桨叶一下一下地划着，不让自己沉下去。

圆圆不知道那片桨叶有没有用，她只管划，一直划到天快黑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那扇门被推开了，手电筒的光照进来，一个穿警服的男人蹲在她面前，说了一句“圆圆，我们来接你了”。

后来圆圆被送到医院检查了一下，除了有点冻着了，没有别的伤。

那个把她带到厂房里的人，在第二天上午被抓住了。

高远从几家民房的监控里拼出了一个模糊的轮廓，又问了附近几个经常在那一带活动的人，最后锁定了铁西一个无业游民，四十多岁，精神有些问题，以前因为骚扰妇女被处理过。

他承认是他把圆圆带走的，说“看她一个人在路上走，想跟她说说话”，说“我把她放在那里，没有伤害她，就是想让她陪我说说话”。

他说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像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表情，问什么答什么，答得认认真真的，像一个在回答老师提问的小学生。

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真的精神异常，还是在装，但这个案子的结果已经定了——他会被送去精神鉴定，然后该关的关，该治的治。

圆圆安全了，这才是所有人最关心的。

案子办完那天是十二月二十号，再过一个多礼拜就是元旦了。

林建国那天回来得比平时早，进门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瓶啤酒和一小袋花生米。

他把塑料袋放在茶几上，又去厨房拿了一个盘子，把花生米倒进去，然后坐下来，开了一瓶啤酒，喝了一口，长出一口气。

“今天怎么想起喝酒了？”母亲从卧室出来，看到那两瓶啤酒，有点意外。

“案子结了，心里松快。”

林建国又喝了一口，把酒瓶放下，捏了一颗花生米丢进嘴里，“高队说的，遇到高兴的事要庆祝一下，不然以后全是苦的，想不起甜的什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