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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垣之法虽然不能让儿子正式拜师，但能达到目的就行。

朱常润眸色赞许，示意他继续。

“再者，殿下可以修书一封，上奏京师。”周维垣自己越想思路也越是放开，“为张江陵请一道旨意，请朝廷恢复他‘文忠’的谥号，补荫张氏后人。这奏疏上去，哪怕留中不发，或者被驳回来也不要紧，重要的是殿下的姿态。如今朝廷正吵着枚卜大典的事，没人想着替张江陵说话，宗室里更是第一个。张懋修等人最大的期盼，就是恢复其父的名誉。有人替他父亲声张，这份情，比万两黄金还重。”

“到了那时，世子要读书问学，只需以‘请教典籍、问习史事’的名义，常去书局走动就是了。没有拜师的名分，没有授官的规制，名正言顺。旁人就算想说什么，也挑不出半分错处。”

话说到这里，便已通透。

既不碰藩禁的红线，又能遂了惠王的心愿，全在一个“名”字上转圜。

如今的层层藩禁，把藩王的活动空间死死压在王府城内，修书、刻书、藏书就成了各家藩王正名的最优办法。

朝廷不仅不禁止，反而鼓励藩王“崇文向学”，将其视为“贤藩”的标志；专注文化又等于主动向朝廷表明“无政治野心、安心享乐”，能降低猜忌；

而且藩府有的是银子，刻书不惜工本，质量超过很多官刻。

如此质量高、传播广，还便宜，在士林间也颇得赞誉。

张居正已在天启年恢复官职祭葬，不再是“罪臣”，惠王出面刊刻其文集，属于典型的“崇文重贤”操作，完全符合藩王的常规操作。

朝廷还应该嘉奖其行为。

朱常润听罢，爽心的笑了笑：“周长史果然熟稔典章。就按你说的办。书局之事，你着手安排，银两从内库出，这事无论成与不成，为张江陵修书一事，本王接了。”

回头吩咐吕福，“去王城边上买一处院子，越大越好。置办好了，做王府的刻书坊。”

“上疏的稿子，就劳烦周先生了，开春便发往京师。”朱常润越想越觉得此事要办，还得大办，“另外，周先生，再请一道旨意，就说本王愿意每年花五千两投入书坊，以‘保存先贤典籍、兴盛地方文教’为名，向皇上求一块书馆匾额，你看如何？”

“殿下此举甚善，臣领命。”

周维垣躬身应了。

朱常润也有点得意。

这不光是善，而且还能恶心一下自己那侄儿皇帝。

朱由检这会是又穷又吝啬，想到自己这个藩王每年要花五千两刻书，怕是心里腻歪到不行。

但是这一请，怕是这皇帝即便因为个人原因不爽，也不得不答应。

皇帝即位还不到两年，这会正全力塑造圣君初政、拨乱反正、文治中兴的形象。

此时藩王上疏请设书馆、求御匾，对崇祯来说是绝对的好事。

惠王作为宗室长辈，主动以文教事相请，是对新君的认可与归附。他刚上位，正需要宗室层面的稳定支持，绝不能驳回这份示好。

赐一块御匾，就能向天下士林传递“皇帝重视文教、鼓励典籍保存”的信号，不花钱又得名望，政治收益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