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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组长，孝安哥让我来的。”

郑耀先示意他坐下：“何顺，你以前干过外勤吗？”

何顺摇摇头：“没有。我一直是做情报分析的。但我在重庆特训班的时候，学过射击和格斗，成绩还不错。”

郑耀先点点头：“那就好。明天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做。很危险，你愿不愿意？”

何顺毫不犹豫地说：“郑组长，我愿意。我是军统的人，杀鬼子是我的本分。”

郑耀先看着他，目光里多了一些东西：“不是杀鬼子。是杀我们自己人。”

何顺愣了一下，脸色变了：“杀自己人？”

郑耀先把陈海生和刘福贵的事简单说了一遍。何顺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抬起头来，目光变得坚定了。

“郑组长，我去。如果刘福贵把情报供出来，死的不只是他一个人。我明白这个道理。”

郑耀先拍了拍他的肩膀：“好。明天早上六点，你到这里来，我跟你详细说计划。”

何顺走后，郑耀先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他拿出那张纸条，又看了一遍，然后划了一根火柴，把纸条烧了。火苗在黑暗中跳跃着，照亮了他的脸。他看着纸条一点一点变成灰烬，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苦涩。刘福贵，那个说“杀鬼子”三个字的年轻人，明天就要死在他手里了。他亲手杀过很多人——鬼子、汉奸、叛徒，但从来没有杀过自己人。这是第一次。他知道，这不是最后一次。

晚上九点，郑耀先离开商行，去了法租界的中药铺。陆汉卿正在柜台后面算账，看到他进来，微微点了点头。郑耀先穿过柜台，走进后院。陆汉卿跟了进来，把门关上。

“耀先，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郑耀先在藤椅上坐下，把陈海生和刘福贵的事说了一遍。他说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陆汉卿听完，沉默了很久。

“耀先，你真的要去？”他问。

郑耀先点点头。

陆汉卿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疼：“耀先，我知道你很难。但你要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能出事。你是组织上最重要的潜伏人员，你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郑耀先苦笑了一下：“老陆，我知道。但这件事，我必须做。如果我不做，死的人更多。”

陆汉卿沉默了一下，然后说：“耀先，你有没有想过，也许还有别的办法？比如，想办法把刘福贵救出来？”

郑耀先摇摇头：“来不及了。明天他就要被转移到日本宪兵队。而且，就算救出来，他已经被打怕了，以后只要再被抓，一定会开口。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陆汉卿叹了口气：“你说得对。在这个行当里，有时候必须做出选择。耀先，我理解你。”

郑耀先站起来，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回头看着陆汉卿：“老陆，你说，我们做这些事，到底值不值？”

陆汉卿看着他，目光很平静：“耀先，这个问题，你问过很多次了。我的答案从来没变过——值。因为我们做这些事，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那些相信我们的人。是为了有一天，我们的孩子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压迫的世界里。”

郑耀先沉默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推门走了出去。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天还没亮，郑耀先就到了商行。他换了一身普通的灰色棉袍，戴了一顶黑色的呢帽，看起来像个普通的市民。他把勃朗宁手枪别在腰后，又在靴子里藏了一把匕首。六点整，何顺来了。他穿了一件蓝色的棉袄，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看起来像个跑码头的小商人。

“何顺，枪带了吗？”郑耀先问。

何顺点点头，从棉袄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是那种小型的史密斯威森，适合藏在身上。郑耀先看了看，枪保养得很好，枪机很顺。

“你听好了，”郑耀先把他拉到地图前，“76号到虹口日本宪兵队，最可能走的路是极司非尔路，过苏州河的泥城桥，然后走北四川路。我们在泥城桥附近动手。那里两岸有很多仓库和小巷子，适合埋伏。76号的人押送刘福贵，大概会有三到四个人，可能坐车，也可能走路。如果是坐车，我们就等车停下来的时候动手；如果是走路，我们就在巷子口动手。”

何顺问：“郑组长，怎么分辨哪个是刘福贵？”

郑耀先说：“刘福贵个子不高，瘦瘦的，脸上有伤，很好认。而且他被抓的时候穿的是灰色中山装，应该还没换。你记住，你的目标是刘福贵，不是押送的警卫。我来对付警卫。你只管刘福贵，一枪毙命，不要犹豫。”

何顺的手在发抖，但他点了点头：“郑组长，我明白。”

六点半，两个人离开商行，坐黄包车去了苏州河边。泥城桥是苏州河上的一座老桥，连接公共租界和虹口区，是76号到日本宪兵队的必经之路。桥的两边都是老式的仓库和居民楼，巷子很多，适合埋伏。郑耀先和何顺在桥南边的一条巷子里找了一个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到桥面上的情况。

天已经亮了，但太阳还没有出来，苏州河上笼罩着一层薄雾。桥上的行人不多，偶尔有几辆黄包车和汽车经过。郑耀先看了看手表，七点整。他不知道76号的人什么时候会把刘福贵送出来，只能等。这种等待是最折磨人的，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要等多久。

七点半，一辆黑色的轿车从极司非尔路方向开过来，上了泥城桥。郑耀先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他盯着那辆车，看着它慢慢驶过桥面，然后下了桥，朝北四川路开去。不是这辆。

八点，又一辆车开过来，是一辆灰色的卡车，车厢用帆布盖着，看不清里面装的是什么。卡车在桥上减速，然后加速开走了。也不是这辆。

八点十五分，一辆黑色的福特轿车从极司非尔路方向开过来，速度很慢。郑耀先注意到，这辆车的前后车牌都被泥巴糊住了，看不清号码。他拉了拉何顺的袖子，低声说：“注意，可能是这辆。”

轿车上了桥，在桥中间突然减速，然后停了下来。车门开了，下来两个人，都是穿黑色中山装的，腰间鼓鼓囊囊的，一看就带着枪。他们站在车旁边，朝四周看了看，然后其中一个人走到车后面，打开后备箱。

郑耀先的心跳猛地加速了。后备箱里，蜷缩着一个人，双手被绳子绑着，嘴上塞着布，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满是血污。是刘福贵。

那两个穿中山装的人把刘福贵从后备箱里拖出来，让他站在地上。刘福贵的腿软了，站不稳，一个人扶着他，另一个人关后备箱。就在这时候，郑耀先从巷子里冲了出去。他的速度很快，像一只扑向猎物的豹子。那两个人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但已经来不及了。郑耀先一拳打在其中一个人的太阳穴上，那个人闷哼一声，倒在地上。另一个人伸手去掏枪，但郑耀先的匕首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别动。”郑耀先的声音很轻，但冷得像冰。

那个人的手僵在半空中，不敢动。郑耀先左手一翻，匕首的柄砸在他的后脑勺上，那个人软绵绵地倒了下去。

何顺从巷子里冲出来，手里握着左轮手枪，对准了刘福贵。但他的手在发抖，枪口晃来晃去，怎么也瞄不准。

刘福贵站在桥上，看着郑耀先，眼睛里的光突然亮了。他认出了他。他想说什么，但嘴被布塞着，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郑耀先走过去，蹲下来，看着刘福贵。他的眼睛很平静，但心里在流血。他想起了刘福贵刚到上海时的样子，瘦瘦小小的，眼睛很亮，说话的时候总是笑。他说：“杀鬼子。”就三个字，说得斩钉截铁。

“福贵，”郑耀先的声音很轻，“对不起。”

刘福贵的眼睛里涌出了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满是血污的中山装上。他没有挣扎，没有反抗，只是看着郑耀先，像是一个孩子在看着自己的父亲。

郑耀先伸手，把刘福贵嘴里的布扯掉。刘福贵喘了一口气，嘴唇哆嗦着，说了两个字：“六哥——”

郑耀先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当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目光里多了一种冰冷的东西。他站起来，退后一步，看着何顺。

“动手。”

何顺的手还在抖。他举起枪，对准刘福贵的头，但手指扣在扳机上，怎么也扣不下去。

“动手！”郑耀先的声音变得严厉了。

何顺咬咬牙，闭上眼睛，扣动了扳机。

枪声在苏州河上回荡，惊起一群飞鸟。刘福贵的身体晃了晃，然后倒在地上，血从额头上的弹孔里涌出来，在灰色的桥面上慢慢扩散开。

郑耀先站在原地，看着刘福贵的身体，一动不动。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手在发抖，抖得厉害。

“走。”他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

何顺把枪收起来，跟着郑耀先跑进巷子里。两个人穿过几条巷子，拐了几个弯，确定没有人跟踪，才停下来。郑耀先靠在墙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的手还在抖，怎么都停不下来。

“郑组长，”何顺的声音也在抖，“我们——”

“别说了。”郑耀先打断了他，“你先回去。今天的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何顺点点头，转身走了。郑耀先一个人靠在墙上，闭上眼睛。刘福贵的脸在他脑子里浮现出来，那张年轻的、满是血污的脸，还有那两个字——“六哥”。他深吸了一口气，睁开眼睛，从口袋里掏出烟，抽出一根，点燃。烟雾在巷子里慢慢散开，他靠在墙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直到整包烟都抽完了。

回到商行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他直接去了徐百川的办公室。徐百川正在看文件，看到他进来，抬起头，目光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

“老六，成了？”

郑耀先点点头，在椅子上坐下，没有说话。

徐百川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老六，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你要记住，你做的是对的。如果让刘福贵落到日本人手里，死的不只是他一个人。”

郑耀先苦笑了一下：“四哥，我知道。但知道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

徐百川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瓶酒，倒了两个杯子，递给他一杯：“来，喝一杯。会好受一些。”

郑耀先接过杯子，一口干了。酒很烈，烧得喉咙发烫，但他觉得还不够。他需要更多的酒，来麻痹自己的神经，来忘记刘福贵的脸。

“四哥，陈海生怎么办？”他问。

徐百川沉默了一下，说：“陈海生还没有开口，但不知道能扛多久。老六，你觉得呢？”

郑耀先想了想，说：“陈海生是个硬汉子，也许能扛住。但李士群不会放过他。如果我们不救他，他迟早会死在76号里。如果我们救他，风险太大。”

徐百川问：“你的意思是，放弃他？”

郑耀先摇摇头：“不。我的意思是，再等两天。看看情况。如果陈海生能扛住，我们就想办法救他。如果他扛不住——”

他没有说下去，但徐百川明白他的意思。

“老六，你累了。回去休息吧。”徐百川说，“明天还有事要做。”

郑耀先站起来，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回头看着徐百川：“四哥，如果有一天，我也落在76号手里，你会怎么做？”

徐百川看着他，目光很平静：“老六，你知道答案的。”

郑耀先点点头，推门走了出去。

走在回住处的路上，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他缩了缩脖子，把棉袍的领子竖起来，快步往前走。街道上的行人匆匆忙忙，没有人注意到他。他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走在上海的街头，没有人知道他的手刚刚沾满了自己人的血。

回到住处，他上了楼，进了门，把外套脱掉，扔在床上。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天空。云层很厚，太阳被遮住了，整个城市都是灰色的。他想起刘福贵说的那三个字——“杀鬼子”。那个年轻人，还没有来得及杀一个鬼子，就死在了自己人手里。而他，就是那个“自己人”。

他坐在床边，低着头，双手握在一起。他的手已经不抖了，但他的心在抖，抖得厉害。他想起在延安的时候，一个老同志对他说过的话：“在这个行当里，最痛苦的不是死，而是活着。因为活着，你就必须面对你做过的一切。”

他现在终于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