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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富说到这里，脑子里其实已经在飞速地转着一个更大、更深的制度性漏洞。他在纪委系统干了这么多年，对这里面的一些门道太清楚了。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那些贪腐官员往往选择在调查刚刚启动、风声鹤唳的时候就自杀，而不是等到证据确凿、铁板钉钉的时候再走绝路。这里面除了侥幸心理作祟之外，还藏着一个被不少人暗中利用的制度规则一旦被调查人死亡，针对其本人的刑事追诉程序就会随之终止。这条规则本意是为了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避免在一个已经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身上继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在现实操作中，这就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只要关键人物一死，所有的线索到他这里就断了，那些和他有过利益勾连的上下游行贿的投资商、分赃的同僚、站台的保护伞全都可以因为死无对证而安然无恙。一个人的死，换取一群人的平安。

丁义珍的死，和那些畏罪潜逃海外的贪官，在本质上是同一个逻辑都是让线索在自己这里断开。只不过潜逃的话，人还活着，身上还揣着太多对同伙不利的秘密，始终是一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的定时炸弹。而死亡，则是把所有的秘密连人一起装进了棺材，钉上了永远打不开的钉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那些站在丁义珍背后的人而言，让丁义珍死掉，远比让他逃出去要安全得多、干净得多。唯一的代价就是，死亡的影响面太大，容易激起上层的高度关注。如果不是恰逢沙瑞金刚到任这个敏感的档口，如果不是各方势力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盯着这个案子，丁义珍就算死了，也未必会有人愿意往深里查。更多的时候，这种事情的处理方式就是一份“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报告，盖上一个公章，然后尘归尘土归土，一切就此翻篇。

田国富把这些年在纪检系统里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提炼成了一句简洁有力的判断。他的目光看向沙瑞金，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确信。

“按照这个逻辑推断，如果丁义珍确实是被人害死以灭口的那么，他的死对谁最有利，谁就最有可能是站在幕后操控这一切的人。”

这句话，就是田国富埋下的雷。雷管已经接好了，引线也铺到位了，现在就差一根火柴。

他不紧不慢地把那根火柴划着了。

“沙书记，我听说了一件事。”田国富用一种汇报工作般的平淡口吻，把话题看似不经意地引向了李达康，“昨天晚上，李达康书记和高育良书记，在关于丁义珍案件的办案权到底应该归属汉东省还是归属最高检的问题上，发生过相当激烈的争论。两人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以至于会议开了很长时间都没能形成决议。”

沙瑞金闻言，微微点了点头，神情中没有任何意外。“嗯，是有这回事。”

沙瑞金心里跟明镜似的。田国富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先把丁义珍之死可能存在的疑点一一铺陈，再把“谁受益谁嫌疑最大”的推理逻辑端上来，最后把李达康昨晚反常的举动摆在这个逻辑框架里他想干什么，沙瑞金一清二楚。到了他们这个层级，很多话不需要说得太透。一个眼神、一个语气、一个看似不经意的提问，其传达的信息量往往比一份几十页的书面报告还要丰富。田国富这是在用他所掌握的所有素材，向自己传递一个清晰的判断：李达康在丁义珍死亡这件事上，嫌疑重大。

这个判断本身，沙瑞金并不排斥。抛开丁义珍背后那个更深的利益网络暂且不论，单从表面上的利益格局来看，丁义珍一死，李达康确实是最大的赢家。人死了，嘴就永远闭上了。那些可能会把李达康卷进去的供词，再也不会从这个世界上出现了。田国富想借丁义珍之死对李达康借题发挥，以此作为自己在汉东政治版图中打开局面的突破口这个心思，沙瑞金看得一清二楚。但他并不反感，因为田国富的想法，和他的整体布局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他初到汉东，面对的是一个被赵立春经营了多年、盘根错节、铁板一块的政治格局。高育良的汉大帮，李达康的秘书帮，一左一右，把持着汉东省大大小小的要害部门。他这个新任省委书记，要想在这块土地上真正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就必须找到一把足够锋利的刀，在这块铁板上划出一道口子来。丁义珍的案子，连同丁义珍的死亡，恰好就是这把送上门的刀。

因此，沙瑞金没有驳斥田国富的暗示，反而顺着他的话往下说，用自己的方式为田国富的推论补上了一个重要的注脚。

“昨天晚上的事情，高育良同志事后也向我做了详细的汇报。高育良书记和李达康书记，双方围绕办案权归属的问题，立场差异很大，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会议开到深夜都没有做出决议。最后是高育良同志专门打了一个电话到我这里，把情况原原本本地向我作了说明，请求省委做出裁断。”沙瑞金不紧不慢地叙述着，像是在复盘一场已经落幕的棋局，“我当时就跟育良同志说得很清楚。我刚到汉东，京州的情况、丁义珍的情况，我都还没有摸透。在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贸然做出裁断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就让育良同志代表省委，相机决断。”

说到这里，沙瑞金的语气里多了一丝微妙的意味，既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又像是在不经意间点出李达康的可疑之处。“事后我是听说了，李达康同志对于办案权可能归属最高检这一点，颇有微词，态度很是抵触。甚至在会上还跟坚持主张办案权应归属最高检的陈海同志，发生了一些直接的言语冲突。”

这番话说完，田国富立刻就听懂了。沙瑞金这不是在简单地复述昨晚的会议情况，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把李达康在丁义珍死亡事件中的嫌疑进一步坐实。一个对办案权归属最高检如此抵触、如此焦虑、如此不惜在会上和反贪局长当面争执的人，他到底在怕什么？丁义珍一旦落到最高检手里，被侯亮平带回北京去审，他最担心的又是什么？而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