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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总把英国机构看成敌人。”
“不是敌人。”梁世安说,“是账房。账房当然要看账,可不能只许自己看。”
室内安静下来。窗外潮声一下下拍在石岸上,远处传来装卸工的吆喝,听不清内容。哈格里夫斯把那三张纸一张张看完,最后停在工伤家属的回执上。那张纸边缘有水渍,印子也浅。
“英国方面担心的,不只是赚钱。”他说,“华洋的信用若在马来亚铺开,谁能保证它不会变成政治忠诚的奖赏?谁借华洋的钱,谁走华洋的船,谁进华洋的学校,久而久之,谁还需要本地政府?”
白先义看向他:“一个政府若只靠别人没有路走,才需要害怕这句话。”
哈格里夫斯抿紧了嘴。
白先义没有逼过去,只把草案翻到最后一页。那里留了一个签名位置,标题写得很文雅:互不干扰备忘。
“你们想让华洋承认,”他说,“医院是医院,学校是学校,银行是银行,保险是保险。每一块都单独放着,单独领许可证,单独挨检查。出了事,谁都可以说不归自己管。可人在雨里发烧,胶工等米,矿井塌了,船在港口被扣住,他不会一件件等。”
“那您给我一个能向上解释的办法。”哈格里夫斯说。这一次,他的声音不再那么柔和,“专员署不能承认一张由外国政府铺开的金融网,在紧急状态下自由进入每个工棚和会馆。伦敦不会接受,吉隆坡也不会接受。”
“那就别承认。”白先义说。
梁世安侧过脸。傅明修没有动。
白先义把许可草案推回去:“医院照规矩申报,学校照规矩办学。该抽检的抽检,该答复的答复。但银行、保险、信用证和工资垫付,不签你这份止步。你们能查我们做得对不对,不能替我们决定什么能长、什么该饿死。”
哈格里夫斯盯着那份草案,镜片后的眼睛很淡。他显然早料到拒绝,却仍停了几息,才把纸收进皮夹。
“这会让你们失去一个安静的机会。”
“安静不是把门关上。”白先义站起身,“是门开着,里面的人不用先问自己够不够资格活下去。”
下楼时,走廊里的华人书记员还在。他低头站到一旁,手里捏着一张刚誊好的电报纸。白先义经过时,纸角露出半行英文,是专员署给伦敦的例行电讯格式。
哈格里夫斯从后面跟出来,书记员立刻把纸收好。
白先义没有回头,只问梁世安:“他们会怎么写?”
“写我们不肯合作。”
“那就让他们写。”
傍晚,马站的风把雨云吹散了一点。梁世安刚回到住处,许文德便派人送来一张窄纸。纸上只有两句:山里有人在传,华洋已和英国谈妥,华校夜课将交名单换许可。北郊仁德华校外,下午多了两个陌生人。
梁世安把窄纸递给白先义。白先义看完,手指停在“交名单”三个字上。
窗外的潮声还没退。那份没有签成的草案,已经被人改成了一把递到学校门口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