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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车站后面那条巷子,陈志远找了三天才找到。
不是巷子难找,是他时间不够。白天要在办公室上班,下了班才能出来。第一天他骑自行车去,在老车站附近转了一圈,没看见茶馆。第二天又去,问了五金店的老板,老板说不知道。第三天,他在修车铺门口等了一会儿,等来了一个老头,拎着一个鸟笼,慢悠悠地往巷子里走。
他跟在老头后面,拐了两个弯,看见了一扇木门。门是旧式的,木头已经发黑了,门框上贴着一副褪色的对联,上联只剩下半个字。门口没有招牌,但门开着,里面有人说话。
他推门进去。
里面不大,摆了五六张桌子,都空着。靠墙有一张桌子坐了两个人,在下棋,旁边放着一个茶壶和两个茶杯。墙角的柜台上摆着几排茶叶罐子,罐子上落了一层灰。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老太太,戴着老花镜,在织毛衣。
“喝茶?”老太太头也没抬。
“嗯。等人。”
他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窗户很小,玻璃上蒙着一层灰,外面什么也看不见。日光灯是那种老式的,嗡嗡地响,把整个房间照得发白。
他坐了一会儿,门开了。
马德明走进来,穿着一件灰色的旧夹克,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他看见陈志远,愣了一下,站在门口没动。
“你——”
“马叔,坐。”陈志远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马德明没坐。他站在那里,手指攥着塑料袋的提手,攥得很紧。他看了看柜台后面的老太太,又看了看陈志远,把塑料袋放在桌上,坐了下来。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他问。声音压得很低。
“我爸说的。”
马德明没说话。他把塑料袋打开,里面是一包茶叶,用报纸裹着。他把茶叶放在桌上,手指在报纸上弹了两下。
“你爸还好吗?”
“还行。”
“他……”马德明停了一下,“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您知道那批活是谁定的。”
马德明低下头,看着桌上的茶叶。报纸上印着几行字,是上个月的日期,已经模糊了。
“小陈,”他说,“我跟你说过了。那批活,不是我定的。我一个干活的,老板让用什么料就用什么料。出了问题,找我一个干活的,有什么用?”
“那您告诉我是谁定的。”
马德明摇了摇头。他站起来,把那包茶叶拿起来,转身要走。
“马叔。”陈志远叫住他。
马德明停下来,背对着他。
“石桥镇小学那栋楼,现在还在用。三楼的裂缝,从墙角一直裂到天花板。冬天的时候,风从裂缝里灌进来,孩子们冻得手都伸不直。”
马德明站在那里,没动。
“那笔钱被截了八万。”陈志远说,“八万块,够把那栋楼重新加固一遍。但现在那笔钱在哪?在谁的口袋里?您知道,我也知道。您不说,我不说,那笔钱就永远在那个人口袋里。那栋楼就永远是危楼。”
马德明转过身来。他的脸色很差,嘴唇发白,眼窝深深地凹进去。
“你以为我不想说?”他的声音忽然高了起来,在安静的茶馆里显得很响,“那批活干完之后,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闭上眼就是那栋楼,就是那些裂缝。我后来为什么不干工程了?因为良心上过不去!”
他喘了一口气,声音又压下去。
“但我说了又能怎么样?我一个包工头,人家是当官的。我说了,谁信?就算有人信,我一家老小怎么办?”
他站在那里,肩膀微微抖着。
陈志远站起来,走到他面前。
“马叔,您不说,那栋楼就永远是危楼。总有一天会出事。到那时候,您心里过得去吗?”
马德明看着他。那双眼睛里有血丝,有疲惫,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挣扎。
“是教育局的人。”他说。声音很低,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谁?”
“姓方。人事科的。”
陈志远的手在身侧攥紧了。
“他怎么跟您说的?”
马德明坐回去,把那包茶叶放在桌上,手指在报纸上慢慢地摩挲。
“他来找我,说那批活的预算不够,让我用便宜点的料。我说不行,教学楼用的料有标准,不能改。他说标准是死的,人是活的。省下来的钱有用处。”
他停了一下。
“我说我不干。他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清溪县搞工程的又不是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