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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份报表上的签名属于同一个人,留在档案里的三个电话号码,却没有一个还能接通。
第一个是空号,第二个拨过去成了建材门店,第三个号码的现使用人只说自己五年前办的卡,从没听过魏成海。
林川放下手机:“先确认人,不要追着号码猜。”
律师把三份报表并排摊开。最早一份来自接收宏达厂房的项目公司,第二份是安洲发展的关联往来附件,最晚一份则属于裕衡转卖恒远旧厂的年度。签名旁边的身份证明编号一致,但职务写法并不相同:会计主管、财务负责人、财务经办人。
“如果只是代理记账,他未必知道交易全貌。”苏清月说,“如果他在几家公司之间负责交接,看到的可能比报表多。”
林川拿笔将两个判断分开:“先查他到底做过什么。”
他们没有从身份证明编号去碰私人信息。律师按材料来源向原登记机关申请查阅可依法复制的历史附件,苏清月则查旧招聘启事、行业名录和已经公开的企业年报。林川把魏成海出现的年份标到四家企业的时间轴上,只记录能互相对应的部分。
一天后,散落的记录拼出了大致轮廓。
魏成海不是三家项目公司的正式高管,也没有持股。他早年在云盛实业财务部任职,后来以财务外派人员身份替几家关联公司整理资产接收、借款归还和年度报表。宏达厂房完成交接时,他在接收清单的财务复核栏签过字;安洲发展归还股东借款时,银行回单目录由他编号;裕衡转卖恒远土地后,他又出现在年度关联往来说明上。
三条记录仍不能证明他参与设计撤单,更不能证明他知道赵天雄下过什么命令。
但他至少看见过钱和资产怎样从一个主体转到另一个主体。
“最后一份公开记录是什么时候?”林川问。
律师调出一张历史变更附件:“恒远土地转卖后的第二年。他不再担任财务经办,云盛的员工名录里也没有了。”
苏清月找到一则更早的招聘信息。云盛当时招聘财务交接主管,职责里写着“承接历史项目账目归档”。发布日期恰好在魏成海最后一次签字后的第十九天。
像是有人接了他的工作。
林川又把三份材料翻回原页。宏达的接收清单上,设备编号旁有两处手写更正;安洲发展的回单目录里,一笔股东借款被拆成三次归还;裕衡的说明则把土地转卖款与云盛往来分列在同一张附表。魏成海的签名都落在更正或汇总之后,不像只负责把名字填进报表。
“能证明他看过这些数字。”律师提醒,“不能证明更正是他决定的。”
林川在复印件边缘写下“经手”,又把刚写出的“安排”划掉。父亲当年缺的就是这种区分。如果为了找到一个能开口的人,先把对方写成参与者,他们与那些只要结论的人就没有区别。
苏清月将三份材料的生成日期、提交日期和签字位置分别编号。结果显示,魏成海并非事后一次性补签。他在宏达资产交接当天核过清单,安洲归还关联借款前一日整理过目录,裕衡售地款进入往来科目时又做过年度汇总。
这让查找他的必要性更高,也让每一步更不能越界。
他们先联系了报表中盖章的旧会计服务机构。机构已经换过两次负责人,纸质档案只保存到规定年限,前台在核对材料编号后给出书面回复:魏成海当年不是该机构员工,相关报表由企业自行提交,他们无法提供联系方式。
第二条线来自公开登记过的会计从业培训名单。培训机构仍在,接电话的老师查到同名人员,却拒绝提供报名表和住址。
“可以转达联系请求。”对方说,“但原号码早就停用了,邮件也退回。除此之外,我们不能给。”
“按这个边界处理。”林川说。
请求发出去,直到第二天下午都没有回音。
苏清月又找到一名曾在云盛财务部工作过的退休员工。对方愿意在电话里核对公开任职时间,却不接受录音,也不愿谈具体项目。
“魏会计不爱说话,报表做得细。”老人停了一会儿,“后来忽然不干了。”
“什么时候?”
“记不准。应该是老厂区那几个项目收尾之后。”
“他离职前有没有发生争执?”
“我没亲眼见。”老人立刻把话截住,“别人说的,我不替他们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