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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的申请清单还没发出去,陈默那边先传来一条新消息。
“有人通过市行历史档案中心回拨。”陈默说,“不肯在电话里留姓名,只说自己以前负责恒远片区的贷后工作,已经退休。对方愿意谈第七页,但有两个条件。”
林川看着屏幕上的时间。上午九点十七分,魏成海的账册照片刚完成备份,银行那边的正式申请甚至还没有盖章。
“什么条件?”
“第一,不能让他家人被公开、骚扰或者带进任何调查材料。第二,他提供的所有东西不能追究他的责任。”
林川没有立即答应。他让陈默把原话转给律师,又把电话来源、转接部门和回拨时间逐项记进目录。
半小时后,律师回电:“市行只确认有人留下过回拨号码,不确认身份。对方愿意由我在场见面,地点由他定,不能带媒体,也不能录音录像。至于免除责任,他没有资格替任何机关承诺。”
“那就先见。”林川说,“条件写进会面记录,不能口头答应。”
对方把地点定在城南一间老年活动中心。下午两点,活动室只开了半扇窗,墙上贴着退休人员书法班的课程表。一个穿深灰夹克的老人坐在最里面,手边放着布包和一只旧保温杯。他看见律师后没有起身,先问了一句:“林国平的儿子呢?”
“我就是。”
老人盯了他几秒,又看向门口:“你们的人都在外面?”
“只有律师和我。门外是活动中心工作人员,不参与谈话。”
律师把名片和委托范围放在桌上,没有把账册照片推过去:“您可以不回答问题,也可以随时结束。今天只确认身份、意愿和资料范围,不作证,不签责任承诺。”
老人这才报出名字:“周启明。以前在东城商行做贷后经理,负责过恒远这一片。周启民是我同批同事,名字听起来像,难怪老人记不准。”
林川没有因为姓名对上就放松。他请律师核对退休证明、原分行任职年份和公开可查的片区名单,周启明只拿出退休证复印件,原件没有离手。证件上的姓名、出生年份和旧分行名称能够相互对应,但仍需银行档案和第三方材料补强。
“您为什么现在愿意找我们?”林川问。
周启明的手指压在保温杯盖上,拧了两下,没有拧开。
“昨天有人来活动中心问过恒远的事。”他说,“不是你们的人。那个人问我还记不记得林家的厂,也问我家住哪里。我没回答,晚上回去才想起,第七页可能还在我手里。”
律师立即抬手:“可能在手里,和确认在手里,是两回事。”
“我知道。”周启明从布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袋口用旧订书钉压着,“这是我退休前整理的个人工作留底,不是银行档案。里面有几张复印件,还有一份我当年写的情况说明,没有原件。”
他没有打开文件袋,只把它放在桌面中央。
“第七页呢?”林川问。
“我不确定是不是那一页。”周启明说,“当年恒远的贷后复核,缺过一张回执。有人让我先按‘材料待补’挂着,后来又让我把复核结论改成‘风险可控,等待验收’。我没有见到谁下令撤单,但终止通知送来后,分行很快要求重新核查。”
这比魏成海的记忆多了一层,却仍不是一条完整指令链。
“是谁让您改?”
周启明抬眼,脸上的皱纹绷紧:“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把一句听来的话变成谁的命令。通知从科室下来,签字的人是当时的信贷主管,不是赵天雄。我只记得有人催我把‘可控’写上去,不能证明那个人和撤单有关。”
林川点头:“那您愿意提供什么?”
“复印件、我的工作笔记,还有我记得的流程。”周启明停了停,“但我要先说清楚,我不想让家里再被卷进去。我的女儿在本地开店,孙子还在上学。你们不能公开我的住址、家人的姓名,也不能把他们写进报道或诉状之外的材料。”
“这些可以写进保密边界。”律师说,“但依法提交的材料是否需要披露,由办案机关和法院决定。我们不能承诺绝对不披露。”
周启明的脸色沉下来:“那你们就别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