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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川,”他忽然问,“你父亲知道你在查这些吗?”
“知道。”
“他想让我坐牢?”
“他想知道工厂为什么只用了一百零七天就没了。”林川看着他,“至于你该承担什么,不由我父亲的恨决定,也不由你的害怕抹掉。”
周启明的肩膀慢慢垮了下去。他把布包放上桌,从里面取出昨天的牛皮纸袋,又拿出一本边角磨白的工作本。
“先登记,不给你们公司。”
“由律师事务所独立保管。”
“每一页扫描前,我都要看。”
“可以。”
“家属编号写在封存记录里,原件暂不提交,等我自己的律师看完再决定。”
林川点头:“可以。但复印件来源、形成时间和是否改动,必须如实写。”
律师启动摄像设备,只拍桌面和材料,不拍周启明的脸。文件袋开启后,里面共有六份材料:补件登记复印件、两版贷后复核意见、工作记录摘页、内部流转单、情况说明,以及一个用白纸包着的旧光盘。
每一份只做名称和外观登记,不在现场判断内容。轮到旧光盘时,周启明按住封存袋。
登记到两版复核意见时,律师发现纸张右上角都写着同一个流转号,日期却相差两天。第一版的复写痕迹较重,第二版在“风险可控”四个字旁有一枚模糊的校对章。周启明伸手想翻到背面,被律师制止。
“先按顺序拍摄,任何人都不单独碰。”
周启明缩回手,低声说:“第二版是我重新打印后签的,第一版按要求应该销毁。我留下它,已经违反内部规定。”
“为什么留?”林川问。
“因为前一天还说有风险,第二天就变成可控,我怕以后所有责任都落到经办人头上。”
“所以你保留材料,是为了自保。”
“一开始是。”周启明停了一下,“后来恒远被收贷,我知道这两张纸不只是保我的命,也可能说明那次复核不是正常改意见。可我没敢拿出来。”
林川没有替他把这句话改成悔过。害怕是真的,隐瞒也是真的。把两者都留下,才是周启明现在唯一能做的补救。
律师在目录备注栏写下“自述保存动机,待外部证据核验”,又请周启明确认六份材料是否曾交给第三人。周启明说,十年前只给妻子看过文件袋外观,没有展示内容;昨天活动中心有人打听后,他才重新拆开封口。律师将旧订书钉、折痕和重新开启的时间一并记入保管说明,不让“保存多年”变成未经验证的完整保管链。
“这里面的东西,我没有打开过第二次。”
“是什么?”律师问。
“分行旧系统停用前,我刻下来的个人工作目录。有没有损坏,我不知道。”
律师将光盘单独编号,写明需由独立技术人员制作只读镜像、校验哈希,原盘继续封存。周启明逐字看完,在“自愿提供核验、不以免责为条件、保留独立咨询权”后签下名字。
签完最后一笔,他没有松开笔。
“你刚才那句话,给我写进记录。”
“哪一句?”
“我可以争取从轻,但你不保证。”
林川让律师原样写下,又在见证人一栏签字。
傍晚,材料送入律师事务所的独立保管柜。周启明带走一份完整目录,没有交出家属姓名和住址。林川也没有拿到任何复制件,只收到一张保管回执。
他刚走出事务所,市行历史档案中心发来审核结果:纸质贷后卷宗只找到目录,原复核页缺失;但旧系统迁移清单显示,同一流转号下曾封存过四封内部邮件。
邮件内容尚未解封,调取还需要补充授权。
林川看着清单上的日期——第一封,正好在云盛终止通知发出前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