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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色发票的原件送到时,最关键的一行偏偏看不清。
纸张被装在透明证物袋里,右下角受过潮,票面编号只剩前六位。档案目录记录的是完整号码,可目录由魏成海后来手写整理,若不能从原件和其他记录独立复核,这串数字就只能算一条待核线索。
“先别拿目录补原件。”林川说。
负责文检的工作人员点头,把证物袋移到低角度光源下。林川和陈默隔着观察窗等候,谁也没有接触原件。半小时后,检测台传来第一张影像:被水痕吃掉的两位数字没有恢复,倒是票面背压的一行字显了出来。
“境外项目文件认证,四十八万六千元。”陈默念道。
付款单位是安洲发展,收款方是一家早已注销的商务服务公司。开票日期在恒远授信被全部收回后的第九天,也就是安洲发展向周启明支付十八万元后的第三天。
单看这些内容,仍然可以解释成普通服务采购。安洲发展当年同时参与几个园区项目,文件认证和跨境咨询并不异常。真正不合常理的是备注栏——没有合同号,只有一组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内部识别码。
陈默把手伸向电脑,又停住:“先固定来源。”
工作人员分别记录影像参数、显现位置和读取结果,两名见证人在核验表上签字。随后,调查人员才调出赵凯备份硬盘的镜像目录。那份目录里保存着赵家境外平台的受益比例调整和分配指令,但林川此前只看过依法提供的编号化摘要。
这一次,调查人员把识别码输入镜像检索。
屏幕安静了几秒,跳出两条结果。
第一条是一份七年前的境外平台入账登记,来源用途写着“设立文件、认证及首年行政服务”;第二条是同日生成的费用分摊表。两份文件中都出现了与发票背面完全相同的识别码。
会议室里的空气像被压住了。
律师先开口:“相同编号能证明材料存在对应关系,不能先写成同一笔资金,更不能直接写赵天雄指示付款。”
“看金额和收款账户。”林川说。
调查人员没有打开无关文件,只按既定权限核对入账登记。境外平台登记的到账金额折算成人民币同样是四十八万六千元,付款账户的开户机构和尾号,与发票收款方当年的外币结算账户一致。入账附言不是合同名称,而是那组识别码加上发票的完整八位号码。
发票上已经看不清的最后两位,在境外付款附言里出现了。
档案人员调出最初封存目录。八位号码一位不差。
还差最后一道真假核验。
发票原件长期由魏成海保管,赵凯的硬盘则经过多人转手。如果两边任何一份文件是后来补做,相同号码反而可能成为人为拼接的痕迹。
调查人员通过法定渠道取得当年开票底账。记录显示,这张发票在开具当日上午进入税务系统,购买方、金额和服务类别与原件一致,之后没有红冲、作废或重开。商务服务公司的银行回单时间在当日下午,境外付款登记则按当地时区生成于次日上午。技术人员又核对硬盘文件的早期备份时间,确认那份登记最迟在七年前已经存在,不是赵凯落网前临时塞进去的材料。
时间顺序也由此固定下来:先有真实发票,再有境内付款,最后才有境外平台入账登记。
陈默把三处时间分别写在纸上,没有把它们合成一句结论。林川明白他的谨慎。时间顺序能够排除最直接的事后伪造嫌疑,却不能自动证明每个经手人都知道钱的最终去向。
三份材料来自不同位置:魏成海保存的原始发票、封存时形成的手写目录、赵凯硬盘中的境外付款登记。它们没有共享同一个制作人,却在识别码、票号、金额、收款账户和日期上相互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