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府的经济政策一经颁布，便在全球荡开层层涟漪。

一个拥有四亿多人口、千万平方公里版图的古老国度，门户开始缓缓打开。

这份冲击，让嗅觉敏锐的诸国军政要员——尤其是那些血液里奔涌着利润的商人——再也无法安坐。

各国的反应，根植于各自迥异的国情与算计。

不列颠的反应，最复杂，也最矛盾。

仅仅数年前，不列滇的远征军，就在岭南被夏军全歼。

夏府不是那个能用炮舰随意撬开的青廷。

这个新政权强硬、高效，且拥有一支令人忌惮的陆军。

但曼彻斯特的纺织机，在亏损的边缘轰鸣；伯明翰的熔炉，烧灼着炽烈的焦虑。

棉纱与呢绒，铁钉、刀具乃至一切五金制品……

货物在利物浦和伦敦的仓库里堆积如山，价格一路下滑。

即便坐拥广袤的殖民地，市场也已饱和。

工厂主们盯着库存，眼里满是压不下的焦躁。

伦敦的政治精英们，心情更为复杂。

夏府政策条件苛刻，对技术转移与股权比例，设下了重重限制。

然而，深陷生产过剩危机的资本，依然从中嗅到了截然不同的出路。

议会里，外交大臣爱德华·布尔沃-利顿审阅着文本，向议员们指出关键：

“他们不要我们堆积的布匹，却明确求购生产布匹的机械、技术与资本。

他们开放的，是一个需要被重新建造的市场。”

首相兼财政大臣爱德华·斯坦利的计算更为冷静。

伦敦城的资本，在铁路投资热潮后正苦无去处，

夏府规划的铁路网、港口与电报线路，提供了可预期的长期回报。

“我们这是在资敌！”

前远征军总指挥迈克尔·西摩尔上将言辞激烈。

他在岭南吃了败仗，被迫退役，成了自由党议员，此刻每个字都带着火药味：

“夏军陆军已经够强了！再给他们技术，几年后在远东，谁还制得住他们？”

但这些声音，很快被淹没了。

曼彻斯特纺织业行会呈上的数据显示，库存棉布足够全国消费两年，倒闭潮近在眼前。

他们的诉求变得无比直接：

即便无法直接倾销商品，能将生产线与技术移至东方，利用当地的原料与人力进行生产，也是消化产能、获取利润的办法。

伯明翰的钢铁与机器制造商们，联名表达了同样的急切。

夏府的条件，恰好引导了一场迫在眉睫的转型：

从单纯的商品输出，转向更高级的资本与生产方式输出。

这不仅能缓解眼前的过剩危机，更能在远东锚定长远的利益根基。

伦敦金融城最先响应了这一逻辑。

罗斯柴尔德家族、巴林兄弟银行的代表，开始接触夏府派驻伦敦的商务联络人顾闻舟。

他们不问政治，只关心三件事：

抵押物是什么、合作方式如何、资金如何进出。

当丽如银行出具《夏府国家信用评估报告》，结论写着“信用良好，偿债能力有保障”时，

夏府公债在伦敦发行的最后障碍，也消失了。

资本的视线，已从滞销的布匹，转向了债券利息、股权分红与三十年的经营权。

从纺织行会到矿业协会，从船东联盟到银行财团。

探讨赴华投资的会议在伦敦、利物浦、格拉斯哥的俱乐部与交易所里，昼夜不绝。

雪茄的烟雾模糊了窗玻璃，人们在地图上丈量从沪城到京师的铁路距离，铅笔在纸上，飞快计算可能的铁路投资与回报。

《泰晤士报》用了半个版面刊登政策摘要，标题粗黑：

“东方巨龙睁开商业之眼——一个四亿人的无限市场”。

文末那行小字却透着谨慎：

“虽条件苛刻，然市场规模如此，或为本世纪最大商机。”

米国的反应，更为直接。

这个新兴国家，内战的阴云正在聚集，但北方的工厂烟囱已如森林般耸立。

与不列颠不同，米国没有殖民包袱，对华政策素来简单：商业利益优先。

纽约华尔街的办公室里，银行家们更关注另一份文件：

夏府发行的“工业化公债”说明书。

年息五至六厘，白银计价，国家信用担保。

“比国债利率高两个点。”

交易池边的分析师们开始计算，

“风险？当然有。但夏府刚统一全国，政权稳固，正在大兴土木……

这比把钱扔进秘鲁的银矿，或西部铁路股票里，看起来更为妥当。”

波士顿与费城的工厂主们，眼睛发亮。

他们的产品——塞勒姆的棉纺机、哈特福德的缝纫机、匹兹堡的矿山机械……

技术上或许不如不列颠顶尖，但胜在价格实惠、结构简单、易于维护。

正合适一个刚起步的工业化国家需求。

“青廷那些官僚，根本不懂机器！”

新英格兰一位纺织机械厂老板，在商会会议上嗓门很大，

“可夏府不一样。

他们的官员在江城、渝州自己办过厂，懂行！

知道什么好用、什么实惠。咱们的机器，正好对上他们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