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四季酒店那场充满着傲慢笑声的酒会，并不仅仅是一场轻松的社交活动。它是行业巨头们意志的集中体现，而这种意志，很快就转化为了实质性的政治压力。

酒会结束后的第三周。

米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份文件经过了最后的审定。签发这份文件的官员，正是那天在酒会上发出警告的哈里森。

在阿斯麦、英特尔、应用材料等一众半导体巨头的联合游说下，一份措辞经过精心打磨的外交照会，正式通过官方渠道，被发往了大洋彼岸的华国。

这不是一份公开的制裁令，也不是一份剑拔弩张的最后通牒。它被定义为非正式的“关切照会”，一种在外交辞令中，介于提醒和警告之间的微妙存在。

这封照会首先抵达了华国外交部门，在经过翻译和初步研判后，被迅速地分发到了几个相关的核心部委。其中最重要的一份，直接送到了工业和信息化部，陈部长的案头。

京城，工信部大楼。

陈部长的办公室里气氛有些凝重。他刚刚送走了一位来自外交部的同事，桌上只留下了一份薄薄的文件。

文件不厚，但分量千钧。

他拿起这份文件，又看了一遍。

照会的内容非常含蓄，通篇没有提及“红星集团”或者“秦奋”任何一个字眼。但每一个字，又都像是一支精确制导的箭，目标清晰无比。

文件开头，先是官样文章，重申了维护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性，强调了技术出口管制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

而核心内容，在文件的后半部分。

它“提醒”华国方面，应严格遵守并敦促国内企业尊重以《瓦森纳协定》为基础的国际技术管制秩序。任何试图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取、复制或独立研发清单中受严格管制的技术，特别是与高端光刻工艺，尤其是极紫外光刻（EUV）相关的核心技术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现有国际技术出口管制秩序的严重挑战。

话虽委婉，但威胁的意味已经毫不掩饰。

“严重挑战”——这个词组一旦出现在外交文件中，就意味着对方已经将事件定性，并且做好了采取后续反制措施的准备。

陈部长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

他知道，这是对方划下的一道红线。

他们可以容忍华国在消费电子、在家电、甚至在汽车领域取得突破，但绝不能容忍华国触碰那个金字塔最顶端的明珠——光刻机。

他们不怕你追赶，因为在你追赶的路上，他们可以随时拿走你的梯子。他们怕的是，你自己开始制造梯子。

红星集团用机床打磨镜片的传闻，在华府的巨头们耳中是个笑话。但对于负责监控全球技术动向的情报分析师而言，这绝不是笑话。

一个笑话，不值得商务部发来这样一份照会。

这说明，他们虽然嘴上嘲笑，但心里，已经开始感到不安。他们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哪怕这气息还很微弱。

陈部长拿起电话，接通了自己秘书的内线。

“小李，你亲自去一趟沪市，把这份文件当面交给红星集团的秦奋同志。原件，不要复印。”

“部长，需要我传达什么指示吗？”电话那头，秘书的声音恭敬而谨慎。

陈部长沉默了几秒钟，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不用。你把文件交给他本人就行。”

他没有附加任何评论，也没有给出任何指示。因为他知道，对于秦奋这样的人来说，任何多余的言语都是累赘。这份文件本身，就是最清晰的态度。

这既是压力，也是一种考验。

……

两天后，沪市，红星集团总部。

秦奋的办公室位于大楼的顶层，巨大的落地窗外，是黄浦江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和对岸林立的摩天大楼。

他正站在一张巨大的工作台前，和光刻机项目的总负责人钱立勇一起，研究着一张复杂的结构图。这张图纸并非完整的EUV光刻机，而是其中一个核心子系统——高精度工件台的详细设计。

“……双工件台的设计思路是正确的，阿斯麦的专利壁垒主要集中在磁悬浮和驱动算法上。我们绕不开，就必须找新路。”钱立勇指着图纸上的一个部分，神情专注，“我的想法是，结合我们昆仑机床的静压导轨技术和高精度伺服电机，用一种‘气浮+机械’的混合驱动模式，牺牲一部分的速度，来换取初期的定位精度和稳定性。”

秦奋点点头，目光落在图纸的细节上：“这个思路可以。速度的损失，后期可以通过算法优化来弥补。但我们自己的控制系统，能跟上这种混合模式的响应速度吗？”

“这正是最难的地方。”钱立勇的脸上露出一丝苦恼，“现有的控制算法模型，都是基于纯粹的磁悬浮或者机械驱动，这种混合模式的非线性耦合太复杂了，我们软件团队的仿真结果……不太理想。”

“不理想，就意味着还有提升空间。”秦奋拿起一支笔，在图纸的空白处飞快地画了几个草图，“或许我们可以换个思路，不要试图去完全解耦，而是建立一个新的混沌动力学模型，把这种非线性耦合本身，也作为系统控制的一个变量……”

就在两人深入讨论技术细节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了。

“请进。”秦奋头也没抬。

他的秘书，一位干练的年轻女士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个穿着中山装，气质沉稳的中年男人。

“秦董，这位是京城来的李主任，陈部长派他来送一份紧急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