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功十四年·长安
皇城中的勤政殿，灯火通明，彻夜不息早已是常态。新式的玻璃灯罩里，烛火稳定地燃烧着，映照着御案后那张已褪去青涩、渐显威仪的面孔——大汉第二位皇帝，刘坚。
他果然没有辜负高皇帝刘璟的期望。登基十四载，他接过了父亲留下的一统江山，并将其稳步推向前所未有的繁荣。父子两代人，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如同一双最灵巧的织工，耐心地穿针引线，弥合着曾经横亘在南北之间的巨大裂痕，将迥异的文化、经济乃至人心，逐渐编织成一个紧密的整体。
刘坚并非守成之君。
他在父亲开创的宏大框架内，是一位杰出的建设者和改良者。那条沟通南北、被誉为帝国动脉的大运河，在他手中被进一步延展、拓宽，变得更加高效。南北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这条水路交换，商人、学子、工匠往来如织，无形的经济纽带和共同的生活经验，让“南人”、“北人”的旧日隔阂，在日益频繁的交往中悄然消融。在政治、经济、文化、律法诸多领域，刘坚都秉持着高皇帝定下的基调，或延展，或加强，或修正其中已被时代证明的不足，如同一位技艺精湛的园艺师，精心修剪着帝国这棵参天大树。
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是这盛世最生动的注脚。官营工坊技艺精进，而更令人瞩目的是，大量的私营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大城镇、甚至乡村冒出头来。丝绸、瓷器、漆器、铁器……琳琅满目的商品不仅充盈着国内市场，更随着帝国水师和商队的脚步，远销南洋诸国，换回香料、珠宝与异域奇珍。商业的活力，刺激着农业的精细化，也悄然改变着社会的结构和人们的思想。
武功十四年，民部的最终统计奏报呈上了御案：整个大汉帝国在籍人口，已然突破了三千万户！这比开国初期，整整翻了一番！数字是枯燥的，却最能说明问题——政局的长期稳定、赋税的相对合理、医疗的进步、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共同促成了这场惊人的人口增长。
然而，巨大的成就背后，新的挑战也随之浮出水面。御书房内，巨大的帝国疆域图前，刘坚眉头微蹙。尚书令高熲正指着地图，声音沉稳地汇报着困境：
“陛下，人口虽增，但分布极不均衡。河北、关中、中原、江南等旧有核心区域，人口已然过剩，田亩不足，城市拥挤、物价腾贵等问题开始显现。反观安西、北庭、安东、两广等偏远边镇，却是地广人稀，沃野千里而无人耕种，城防要地而兵民不足，长此以往，边疆难固，开发更是无从谈起。”
刘坚微微颔首，这些情况他早有耳闻：“朕不是已准你所奏，三次颁布优惠迁徙令了么？移镇者，丁男赏田二百亩，丁女赏田百亩，并免二十年赋税，何以响应者仍寥寥无几？”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解和隐隐的焦躁。
按照大汉的“陵邑”制度（皇帝生前修建陵墓，并迁徙富户、豪强充实陵墓周边，形成新的城镇，兼具守卫陵寝和开发地方、抑制地方豪强等多重作用），他心中已规划将自己的陵邑定在亟待开发的云南之地。若连百姓都不愿南迁，这“陵邑”制度岂不是空谈？这不符合他强化中央控制、均衡开发的执政思路。
这时，兵部尚书杨素出列了。他身形挺拔，面容冷峻，眼神锐利，是朝中少有的既通政事又知兵略的干才。他拱手道：“陛下，高相所言赏田之策，不可谓不厚。然百姓不从，其因有三。”
“哦？卿且细说。”刘坚目光转向杨素。
“其一，承平日久。”杨素声音清晰，“自高皇帝平定天下，至今已近三十年。除边境偶有小规模冲突，内地可谓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百姓安居乐业，即便不事农耕，进城在作坊、商铺谋个差事，亦能养家糊口，且无离乡背井之苦、边疆风霜之险。安稳，乃第一要义。”
“其二，畏惧战事。”他继续道，“安西、北庭直面吐谷浑、安特，安东眺望靺鞨诸部，广西毗邻南方小国。这些地方，虽有大汉军威镇守，但小规模摩擦从未断绝。在百姓看来，那里便是‘战场’的边缘。赏田虽厚，可能明日就成焦土；性命安危，却只有一条。趋利避害，人之常情。”
刘坚听完，陷入沉思。杨素的分析一针见血，确实在理。但道理是道理，现实问题却必须解决。他看向高熲：“高卿，杨尚书所言，你以为如何？”
高熲沉吟道：“杨尚书洞察入微，所言确是实情。边疆移民，确非单纯利诱可成。或许……可另辟蹊径？”他话锋一转，“陛下，西南诸国，如南诏、勃弄、徒莫祗等，在高皇帝时期，便由长孙公以‘分而治之、以商弱兵’之策加以牵制。如今数十年过去，这些国家内部因我朝有意倾销淘汰军械、挑动矛盾，早已混乱不堪，互相攻伐不休，其百姓困苦流离，生存尚且艰难。”
杨素立刻接上话头，眼中闪过一丝精光：“高相所言极是！西南之地，气候温润，土地肥沃，稻可三熟，矿藏丰富，实乃天府之地。然其民愚昧，其主昏聩，生产技术落后，守着金山银山却只能啃食粗粝麦饼。且其经济命脉，早被我朝商路与军械贸易牢牢掌控，国力空虚至极。此时若以‘吊民伐罪’、‘还地方以安宁’之名出兵，既可得其膏腴之地，充实我边疆；又可收编其流离之民，填补我人口之缺。一举两得，正其时也！”
刘坚听着两位重臣的分析，手指无意识地在地图上的西南区域划过。开疆拓土，充实边疆，解决人口分布难题，还能将帝国影响力深入西南……这确实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方案。他心中已然动意。
“既决定用兵，这挂帅之人……”刘坚的目光在想象中的将领名单上逡巡。南线诸将中，资历、能力、威望最合适的，无疑是陈国公陈昕。他是高皇帝刘璟的连襟，是开国元勋，作战经验丰富，在军中威望高，人缘也好。按理说，他是最稳妥的人选。
但刘坚的眉头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他继位后，对陈氏、斛律氏、独孤氏这三大外戚家族，一直采取“明升暗降”的策略。给予崇高的爵位和荣誉，却在实权职位上多有保留。
帝王心术，在于制衡。
陈昕此人，固然能力出众，但性格过于正直仁厚，甚至有些迂阔。让他去征讨西南，刘坚几乎可以预见，这位老将大概率会严格执行“仁义之师”的标准，对降者过宽，对缴获约束过严，最后可能仗是打赢了，却带不回多少实际的利益，反而可能背回一堆需要朝廷赈济的“包袱”。这不符合刘坚想要“高效解决问题、充实国力”的初衷。
他心中更倾向于韩擒虎或史万岁。韩擒虎果敢犀利，史万岁沉稳老辣，都是能独当一面的大将，用起来更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