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当我乘坐的航班穿越云层，舷窗外是棉花般的云海和刺眼的阳光，我总会突然想起可久里的大河泡，想起那架锈迹斑斑的飞机残骸，想起白双龙攥着操纵杆喊“起飞”时脖颈上凸起的青筋。原来有些梦，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带着水草的腥气和铁锈的涩味。
可久里的炊烟飘到大河泡时，就变成了湿漉漉的水汽，贴在裤脚和发梢上。那是六十年代的东北，工厂的烟囱和农家的土炕共享同一片天空。大河泡是个脏兮兮的水泡子，附近的化工厂、印染厂老往里面排脏水，水是暗绿色的，夏天泛着一层油光。可奇怪的是，经过一夜沉淀，清晨再看时，水面竟能像镜子似的亮晶晶的，倒映着天上的云和岸边的树。大人们说那水有毒，不让我们去，可孩子们哪管这些——那是我们的海。
岸边长满了齐膝高的狗尾巴草，毛茸茸的穗子随风摇晃，像无数个绿色的逗号，标记着夏天的长度。河水里飘着稀稀拉拉的浮萍，阳光一照，浮萍的缝隙里闪着细碎的光，真像谁撒了一把碎银子。我们这群半大孩子，几乎把所有空闲时间都耗在这里。天刚蒙蒙亮，就有人扒着门框高声喊：“去大河泡咯——”那声音穿过晨雾，像根看不见的线，把整个可久里还没睡醒的孩子都拽了起来。
我们拎着玻璃罐头瓶——那是捉鱼虫的利器——光着脚丫踩过还带着露水的草丛。裤腿卷到膝盖以上，赤脚踩进温凉的河泥里，软乎乎的，偶尔硌到圆溜溜的鹅卵石，脚心一麻，反倒笑得更欢。
打水仗是每日必修课，掬一捧河水就往同伴身上泼，水珠在晨光里划出短暂的弧线，凉丝丝地溅在脸上，带着水草特有的腥气。有人故意往水里跺脚，溅起更高的水花，女孩子们的尖叫和男孩子的哄笑在河面上撞来撞去，惊飞了岸边停着的红蜻蜓。
我们追着粉紫色的蝴蝶跑，看它们停在狗尾巴草上，翅膀一开一合，像谁撕碎了的绸缎边角；蹲在水边捞鱼虫，那些红色的小点在玻璃瓶里挤来挤去，成了下午喂热带鱼时最值得炫耀的资本。
但所有这些，都比不过岸边那架锈迹斑斑的飞机残骸。
它半埋在草丛里，机身布满暗红色的铁锈，像一件被时光遗忘的铠甲。小孩子里没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坠落的，也没人说得清它的来历——大人们对此讳莫如深，只说“早就有了”。驾驶舱的玻璃早就没了，露出里面那张磨损严重的座椅，深褐色的皮革裂着细密的纹路，却依旧结实。那是我们的王座，是这片领地上唯一需要争夺的宝座。
而和我抢得最凶的，就是白双龙。
王双龙比我高小半个头，胳膊腿粗实得像小牛犊，力气大得惊人。每次我们一窝蜂冲向飞机残骸，他总能一把推开身边的小伙伴，像头小老虎似的蹿上去，手脚并用地爬进驾驶舱，一屁股坐稳了就不肯挪窝。他双手攥着生锈的操纵杆——那杆子早就转不动了——腰杆挺得笔直，脖子梗着，扯着嗓子喊：“起飞！轰炸！目标正前方！”还故意晃悠身子，假装飞机在气流中颠簸。那副神气劲儿，看得我心里又羡慕又憋屈。
我个子矮小，动作也慢，每次都被他挤得一个趔趄，只能扒着驾驶舱的铁皮边缘，踮着脚尖往里望。有时候我也卯足了劲儿往上爬，可机身锈得滑溜溜的，刚攀住边缘，就被白双龙伸手一拨，“啪嗒”摔在软草里，青草屑沾了满脸。我揉着蹭疼的胳膊肘，看着他在上面得意地笑，心里酸溜溜的。前些天在电影院看的动画片《骄傲的将军》在脑子里闪——要是我能有将军那般力气，一定能把白双龙推开，稳稳当当地坐上那张宝座。
那天下午，我又一次尝试。趁着白双龙正全神贯注地“驾驶”，我悄悄从另一侧往上爬。铁锈簌簌地往下掉，我咬紧牙关，手指死死抠住舱门边缘，一条腿已经跨了进去。白双龙猛地转过头，眼睛瞪圆了：“干啥你！”他伸手就推我。我身子一歪，膝盖重重磕在凸起的铆钉上。
剧痛让我“哇”地哭了出来。
白双龙愣了一下，低头看我。血已经顺着小腿流下来了，在脏兮兮的皮肤上冲出两道红沟，流到脚踝，渗进草地里。他脸上的得意瞬间没了，慌慌张张地跳下来：“你、你流血了！”
我哭得更凶了，一半是疼，一半是委屈。
白双龙蹲下来看了看我的膝盖，那里被划开一道口子，肉翻着，血糊糊的。他皱紧眉头，突然转身背对着我：“上来，我背你去我家。”
我抽噎着趴到他背上。他比我高，背却还单薄，脊梁骨硌得我胸口疼。他一瘸一拐地往家里走——后来我才知道，他推我时自己也扭了脚踝，但当时他一声没吭。
白双龙的姐姐正在院里晾衣服。看到我血糊糊的膝盖，她“哎呀”一声，扔下衣服就跑进屋，不一会儿拿着个棕色的玻璃瓶出来。“二百二”红药水——那是那个年代家家户户常备的神药。她先用温水给我擦洗伤口，动作很轻，然后拧开瓶盖，用一根细木棍蘸了红药水，仔细地涂在伤口上。药水蜇得我倒抽凉气，她吹着气说：“忍一忍，不消毒会化脓的。”
涂完药，她撕了条干净的旧床单给我包扎好，嘱咐道：“这两天别沾水，听见没？尤其不能去大河泡，那水脏，感染了可了不得。”
我点点头，眼泪还没干。
白双龙站在一边，搓着手，小声说：“我不是故意的……”
他姐姐瞪他一眼：“就知道疯！看你爸回来不揍你！”
第二天，我把白双龙姐姐的话当成了耳旁风。膝盖还疼着，纱布底下痒痒的，可我心里惦记着那架飞机——万一今天能抢到座位呢？我偷偷溜到大河泡，照例卷起裤腿下了水。温凉的河水浸过伤口时，我哆嗦了一下，但很快就适应了。我和其他孩子打水仗、捞鱼虫，把“不能沾水”的嘱咐忘得一干二净。
三天后，伤口化脓了。
膝盖肿得像发面馒头，纱布被黄绿色的脓液浸透，一碰就钻心地疼。妈妈揭开纱布时倒抽一口凉气，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往街道卫生院跑。医生是个严肃的中年人，看了看伤口，摇摇头：“感染了，得清创。”没有麻药，他用镊子夹着棉球，一点点清理腐肉。我哭得撕心裂肺，妈妈别过脸去，手死死攥着我的胳膊。
清理完，医生给我敷上黄色的药布，又贴了厚厚的纱布，用胶布缠紧。“得养一阵子，千万不能再碰水了。”他说。
我在家躺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天妈妈给我换药时，我都能看见那个伤口——从鲜红到暗红，从凸起到平复，最后留下一个新月形的褐色疤痕，像弯小小的月亮烙在膝盖上。很多年后，每当我洗澡时看见这个疤痕，就会想起那个夏天，想起大河泡，想起白双龙背我时硌人的脊梁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