腿好了以后，我瘸着又去了大河泡。

飞机残骸还在那里，孩子们也还在。白双龙依然霸着驾驶舱，看到我来，他动作顿了一下，没像以前那样得意洋洋地喊“起飞”，只是默默地攥着操纵杆，眼睛望着远处的水面。我依然抢不过他，只能在黄昏时分，等炊烟升起，等家家户户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呼声传来，才能爬上我的“宝座”。

那时吃饭是天大的事。可久里的傍晚，空气里飘着苞米碴子粥和咸菜疙瘩的味道。谁要是回家晚了，锅里的饭被兄弟姐妹抢光，那就只能饿着肚子熬一夜。所以一听到爹娘喊名字，连最霸道的白双龙也会骂骂咧咧地爬下来，拍掉身上的草屑，一溜烟往家冲。

只有这时候，整片河滩才是我的。

我小心翼翼地爬进驾驶舱，慢慢坐下。皮革座椅被一天的太阳晒得温热，触感粗糙，却有种奇异的实在感。我学着白双龙的样子，双手紧握操纵杆，身体微微前倾，眼睛望着波光粼粼的大河泡。风从没有玻璃的驾驶舱缺口灌进来，拂动我汗湿的头发，远处工厂下班的汽笛声传来，在我听来却像是发动机的呼啸。我轻轻晃动身体，假装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抬头、离地——脚下的土地仿佛真的在震颤。

肚子饿得咕咕叫，那声音快盖过我脑子里的“飞机轰鸣声”，可我舍不得。比起饿肚子，能当一会儿“飞行员”才是最要紧的事。

“庆柏——回家吃饭了——”妈妈的声音从远处传来，穿透暮色。

我装作没听见，把身子伏得更低，眼睛眯起来，想象自己正在云层之上。

直到一个身影出现在草丛边。是爸爸。他脸上带着温和的责备，却从不大声骂我，只是伸出手：“走，回家吃饭。”

我牵着他的手往家挪，心思还拴在那架飞机上，小步子磨磨蹭蹭：“爸爸，大河泡里咋有飞机啊？”

爸爸低头看我，笑了笑：“从天上掉下来的。”

“啥时候掉的呀？”

“在你妈怀你的时候。”爸爸说，眼睛望着越来越深的夜色。

“那飞行员呢？”我仰起脸，“他跳伞了吗？”

爸爸停下脚步。我们站在土路中间，远处，飞机残骸在最后一抹天光里只剩下漆黑的剪影，像一头伏在地上的巨兽。爸爸的嘴唇动了动，喉结滚动了一下，最后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头，没说话，牵着我继续往前走。

夕阳把我们父子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叠在一起，落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随着我们的步伐一颤一颤。

后来我又问过爸爸很多次关于飞行员的事。我问飞行员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飞机为什么会掉在大河泡，他跳伞后还活着吗。爸爸每次都含糊其辞，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过去的事了，提它干啥”。但他的眼神总会飘向远方，飘向大河泡的方向，那里面有些我那时看不懂的东西。

后来我也长了点力气，可还是抢不过白双龙。他像一株扎根在驾驶舱里的树，而我永远是需要等待阳光的苔藓。再后来，我长大了，离开了可久里，上了中学、中专和大学，坐过了真正的飞机，在万米高空看过真正的云海。

可我一想起童年，最先涌上来的总是大河泡的水汽味，湿漉漉的，带着铁锈和青草的腥气；然后是狗尾巴草穗子扫过小腿的痒；最后一定是那架锈迹斑斑的飞机，是白双龙攥着操纵杆时绷紧的下颌线，还有我心里那句从来没说出来的话——要是我有《骄傲的将军》里的力气，该多好啊。

而每次与那张心仪已久却总是失之交臂的座椅擦肩而过时所产生的深深遗憾，则化成了一种对力量的渴望，如影随形地跟着我。我拼命地撸铁锻炼，拼命地读书学习，拼命地长大，仿佛只要长得足够高、足够壮，就能回到那个夏天，把白双龙从驾驶舱里拽出来，自己坐上去，握住命运的操纵杆。

很多年后的一次中学同学会上，我见到了白双龙。他开了个修车厂，膀大腰圆，手上都是油污和茧子。喝酒喝到满脸通红时，他搂着我的肩膀，大着舌头说：“你知道吗，小时候我最佩服的就是你。”

我愣住了。

“你学习好，老师总夸你。”他打了个酒嗝，“我那时候就想，我要是像你一样会读书就好了，就不用接班进厂，每天弄得一身油污。”

我们都沉默了。原来在我们彼此羡慕的童年里，都活成了对方想象中的“另一种可能”。他羡慕我能飞出大河泡，我羡慕他能牢牢坐在那个驾驶座上。

酒席散后，我独自走到酒店露台。城市灯火在脚下铺展，远处机场的导航灯明明灭灭。我想起那些关于飞机残骸的疑问，那些父亲从未回答的问题。

九十年代，沈阳城搞旧房改造，把大河泡填平了，高楼在填平的地面上拔地而起，那架残骸再也看不见了。后来听人说过，那是架老式教练机，六十年代初坠毁的，飞行员为了不撞坏居民房屋，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一直驾驶着飞机，没有选择跳伞逃生，最后冲向了大河泡。

类似这名飞行员的壮举，媒体时有报道，但大河泡里的飞机，始终在我的记忆里，它跳进了每一个仰望过那架残骸的孩子的梦里，然后以另一种方式，重新飞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