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孙友光猛地一拍大腿，声音里满是毫不掩饰的惊喜，眼底那簇光更亮了，“是块吹号的好料子！中气足，音准稳，还知道用巧劲！行了，这个队员，我收下了！”
那之后的日子，是孙友光这辈子记忆里，最热火朝天、也最踏实充盈的一段时光。他仿佛要把失去的时间、被压抑的热情，加倍地倾注出来。杂乱的乐器室被他带着几个先确定下的队员，彻底收拾了一遍。地面扫了又拖，能照出模糊的人影；掉漆的黑板擦得锃亮，上面用粉笔画满了蝌蚪似的音符、纵横交错的节拍线，还有他自创的、只有队员们看得懂的指挥手势图解。白天，他教新队员们识谱，手指捏着粉笔，在黑板上敲出清脆的“哒哒”声，那是时间的脚步，是旋律的骨骼；晚上，他借着昏黄的灯光，手把手地教孩子们握号的姿势，如何运唇，如何用气，不厌其烦地纠正着一个个因紧张而僵硬、或因不得法而胡乱憋气的毛病。他的手指温热干燥，捏着孩子们的手腕，调整着号身的角度，耐心极了。“吹号，不是靠蛮劲，是要用心，用这里，”他点点自己的胸口，又点点太阳穴，“气沉丹田，意随音走。心里有了谱，号里才能出调。”这话，他天天挂在嘴边，说的时候，眼睛看着每一个学生，眼神认真、专注，像是要把这句话，连同他对音乐全部的敬畏与热爱，直接刻进这些年轻生命的心里。
轮到他亲自示范时，他会微微挺直背脊，腮帮子随着气息注入而自然地鼓起，眼神瞬间变得无比专注，像最老练的战士在瞄准靶心，又像最虔诚的信徒在仰望神明。然后，清亮、饱满、极具穿透力的旋律，便从那微微颤动的铜管中流淌出来。那声音能轻易地穿透乐器室薄薄的门板，盖过操场上的一切喧闹，直上云霄。
队里的队员渐渐多了，也各有各的模样：吹小号的吕彩峰最是机灵，脑瓜转得快，新调子一学就会，谱子看两遍就能记个八九不离十，就是有点爱偷懒耍滑，趁老师不注意就偷工减料；吹中音号的马英俊，人如其名，长得精神，个头挺拔，吹号时站姿最是标准，像棵小白杨，是队里当之无愧的“门面担当”；曲波则是最刻苦的那一个，每天天不亮，就偷偷溜到寂静无人的老槐树下，对着熹微的晨光“呜呜”地练长音、练音阶，练得嘴唇发白、起泡，也咬着牙不吭声，那把旧铜号的声音，常常从清晨第一缕光线，飘荡到日暮最后一片晚霞。拉长号（大家戏称“拉管号”）的杜鲁门，这是个外号，因为他本名杜鲁生，又长得高高大大，不知谁先起了头，本名反倒没几个人叫了。他个子高，手臂也长，那需要来回伸缩的“拉管”，在他手里运转自如，像手臂的延伸。吹黑管的常志英，是队里少有的几个女孩之一，悟性极高，乐感最好，手指纤细灵活，在黑珍珠般的音孔上跳跃，流淌出的旋律别有一种婉转悠扬，后来她真的凭着这手本事，考进了沈阳歌舞团，成了专业的单簧管乐手。
没过多久，按照上面的安排，轴承厂的工宣队进驻接管了学校。出人意料的是，兵团主任石明文和工宣队长臧建业，两位领导对军乐队格外支持。他们特意从厂里申请了文艺宣传经费，拉来了满满两大车新乐器！锃亮耀眼的小号、修长流畅的长号、圆号……在操场上摆了一地，阳光照上去，明晃晃的一片，还有几面绘着鲜红五星的大鼓，鼓面绷得紧紧的，用鼓槌轻轻一敲，声音沉厚有力，咚咚的，仿佛能直接敲在人的心尖上，让人心头跟着发颤，血也跟着热起来。
五中军乐队，一下子壮大到三十多人。原先的乐器室再也装不下这份热闹与雄心，排练场，理所当然地挪到了开阔的操场上。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课后，操场上准能听见军乐队或整齐、或略显杂沓，但绝对生气勃勃的声响。《东方红》的庄严旋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铿锵节奏，《解放军进行曲》的昂扬奋进……这些曲子被一遍遍练习，旋律此起彼伏，交织在一起，绕着偌大的校园飘荡，飘过围墙，飘到外面的马路上。围观的学生们里三层外三层，连路过的行人都忍不住停下脚步，推着自行车，挤进校园敞开的大门，踮脚张望。还有附近的居民，搬着小板凳、马扎，早早坐在操场边的树荫下，像观看一场固定的演出。校门口卖冰棍的老太太，成了最忠实的“听众”兼受益者，她每天踩着排练开始的点儿，准时把白色的冰棍木桶车推到老槐树下，生意往往比平时好上一倍。她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操场中央那个挥舞着双臂的蓝色身影，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沈阳话说：“孙老师这乐队吹得越响，越久，我这儿冰棍卖得就越快、越多！听着这曲子，心里头亮堂，舒坦！”
往后的几年，五中军乐队声名鹊起，成了沈阳城里各种庆典活动的“香饽饽”。五一劳动节的游行队伍里，他们走在方阵前列，号声激越，鼓点整齐，是队伍的灵魂；六一儿童节的校园汇演上，他们的演奏是压轴的重头戏，引来小观众们无数羡慕崇拜的目光；到了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这些大型集会，更是少不了他们活跃的身影。每次上街演奏，围观的群众总是挤得水泄不通，铜号声、长号声、黑管声，配上雄浑有力的大鼓小鼓镲，汇成一股洪流，音乐一响，掌声、欢呼声、跟着哼唱声，常常能掀翻半边天。他们吹着激昂的、也带着那个年代特有单纯信仰的曲子，走过沈阳的大街小巷，走过毛主席像前宽阔的广场，吹出了五中在全市的响亮名气，吹出了一代少年人昂扬的精气神，更吹出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一种独有的、炽热而质朴的集体激情与青春向往。
后来，军乐队里的队员们像羽翼渐丰的鸟儿，陆续毕业，飞向四方。不少人因为这一技之长，被特招进入全国各大军区军乐队、省市歌舞团、文艺团体，捧着“铁饭碗”，成了行业里的骨干，有的甚至走上了领导岗位。每次有人出差、探亲回到沈阳，总会想方设法回五中看看，看看那棵老槐树，更看看孙友光老师。他们握着老师那双不再光滑、却依然温暖有力的手，总会说：“孙老师，没有您当年手把手地教，没有您顶着压力把我们拢在一起，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孙友光呢，总是摆摆手，脸上露出那种熟悉的、温和又有些不好意思的笑容，眼神清亮如昔，说：“是你们自己肯努力，是时代给了机会，是音乐……它选对了你们。”
是啊，是音乐选对了他们，还是他，孙友光，在那样一个年代里，用他全部的心力与热忱，为这些少年，也为他自己，选择并护住了一方充满旋律、闪烁着人性微光的纯净天地？
包厢里，不知是谁，轻轻叹了口气，很轻，却仿佛惊动了所有沉浸在往事里的灵魂。窗外，城市的霓虹次第亮起，映着一张张不再年轻、却因回忆而格外生动的脸。那把曾亮彻校园的铜号，那面曾敲响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大鼓，那位鬓角染霜、眼神清亮的老师，从未远去。他们藏在每一段熟悉的旋律里，藏在每一次深呼吸准备吹奏的肌肉记忆里，藏在心底最柔软、也最坚韧的那个角落。
孙友光老师，是五中军乐队的灵魂与旗帜。他以手中的指挥棒，奏响了我们青春的乐章，更以一生的坚守与热爱，成为我们心中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师恩难忘，风范长存，他是我们永远的怀念。
军歌或许会暂歇，但嘹亮的记忆，永远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