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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兰走了之后,我坐在保安亭里,盯着桌上的三张黄纸,盯了很久。土拨鼠蹲在旁边,时不时用爪子拨一下纸角,拨完了又缩回去。林雨出去买饭了,黄涛靠在柜子上抽烟,烟灰掉在地上,他没有弹。
“老朱到底在哪?”我问。
黄涛把烟叼在嘴里,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他有个姐姐,住在牧屿小镇西头。以前听他提过一嘴。”
“他姐姐?”
“嗯。说他就剩这么一个亲人了,逢年过节都去她那儿。”
我站起来,把三张黄纸折好,塞进怀里。土拨鼠跳上我的肩膀,爪子搭在领口上。林雨正好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一个装着包子,一个装着粥。
“又要出去?”她问。
“去牧屿小镇,找老朱的姐姐。”
她把塑料袋放在桌上,从里面拿出两个包子递给我。“路上吃。”
我接过包子,咬了一口。肉馅的,油渗出来,烫了一下舌尖。可我没吐,咽了下去。
出了西门,沿着公路往西走。牧屿小镇在南山别墅的西边,走路要一个多小时。土拨鼠趴在我肩膀上,下巴搁在我肩窝里,半闭着眼睛。太阳已经升到头顶了,光线很亮,可风是凉的,从山那边吹过来,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味儿——不是井底那种烧纸钱的味儿,是一种淡淡的、甜甜的香,像是有人在烧檀香。
牧屿小镇还是老样子。街道不宽,两边的房子都有些年头了,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青砖。几个老人在门口晒太阳,看到我,多看了两眼,又低下头继续打盹。
我按照黄涛说的地址找到了老朱姐姐家。是一栋两层的砖房,院子不大,种着几棵丝瓜,藤蔓爬满了搭起的架子,黄花开得正盛。院门开着,一个老太太坐在院子里择菜,头发全白了,腰弯得很低,整个人像是折成了两截。
“阿姨,请问朱师傅在吗?”我站在门口问。
老太太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双眼睛浑浊,可浑浊底下有一种说不清的警觉。
“你是他什么人?”
“同事。他在南山别墅当过保安。”
老太太放下手里的菜,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她站起来,腰还是弯着,一步一步地走到门口。
“他不在。”她说,“好几天没来了。”
“您知道他可能去哪了吗?”
老太太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你找他什么事?”
“我想问他一些青城寺的事。”
老太太的脸色变了。不是害怕,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被人戳到了什么不想提的事。她转过身,走回院子里,坐在小板凳上,又拿起那把菜。
“进来吧。”她说。
我走进院子,在她对面坐下来。土拨鼠从我肩膀上跳下来,蹲在我脚边,仰着头看着她。老太太看了一眼土拨鼠,没说什么,继续择菜。
“你是为了青城寺大佛底下那个女人来的?”她问。
我的手紧了一下。“您知道?”
“我弟弟在青城寺当了十几年和尚,能不知道?”她把一根烂菜叶扔进旁边的盆里,“他跟我说的不多,可就那几句,够我想半辈子的了。”
“他跟您说了什么?”
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阳光从丝瓜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她脸上投出斑驳的光影。她的皱纹很深,皮肤很干,像一张揉皱的纸。
“他说,青城寺大佛底下压着一个女人,怨气很重。他的师父——就是那个陈远道——守了那口棺材一辈子,到死都没能让她安生。”
“陈远道是您弟弟的师父?”
“嗯。我弟弟十几岁就进了青城寺,拜在陈远道门下。陈远道教他念经、画符、打坐,也教他守那口棺材。他说,师父每天晚上都去那间石室里坐着,坐在棺材前面,一坐就是一整夜。有时候自言自语,像是在跟棺材里的人说话。有时候什么都不说,就那么坐着,坐到天亮。”
“他跟棺材里的人说什么?”
老太太摇了摇头。“我弟弟没学。他说那是师父的私事,不能听。”
我沉默了一会儿。“您弟弟后来为什么还俗了?”
老太太的手停了一下。她抬起头,看着丝瓜架上那些黄色的花。看了很久。
“因为他怕了。”她说,“他守了那口棺材十几年,守到最后,他开始做梦。梦到那口棺材打开了,里面的女人出来了,穿着一身红裙子,站在他床前。不害他,就是看着他。每天都是同一个梦,看了他好几年。”
“他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他跟师父说,师父没拦他。师父说,你走吧,你心不静,守不住的。他就走了。”
“后来他还回去过吗?”
老太太点了点头。“回去过。师父死的时候,他回去送葬。师父的遗物里有一本札记,他看了。看完之后,他把札记放在棺材上,磕了三个头,就走了。再也没回去过。”
“那本札记——他看完了?”
“看完了。他说,师父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棺材里那个女人。他说,师父年轻的时候在寺里修行,妻子来找他,他不肯见。她在寺门口等了好几天,等到最后,被人拉走了。后来就出了事。”
我的手开始发抖。
“他不肯见她?”
“不肯。他说修行的人不能有牵挂。他把妻子挡在寺门外,自己在佛前念经。念了三天,第四天有人来报,说他妻子投井了。”
老太太的声音很低,低得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他赶到井边的时候,人已经捞上来了。穿红裙子,脸白得像纸。他把人从井边背到寺里,给她擦干净,换了衣服,打了棺材。然后他就开始守。守了一辈子。”
“他后悔吗?”
老太太看着我,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后悔有什么用?人死了,回不来了。”
我攥紧了拳头。
陈远道。他把她挡在寺门外,自己在佛前念经。她在井里的时候,他在念经。她被人埋在大佛脚下的时候,他在磕头。他守了她一辈子,可他也困了她一辈子。他守的不是她,是他的愧疚。
“您弟弟现在在哪?”我问。
老太太低下头,又拿起那把菜。
“他去了青城寺。”她说,“昨天走的。他说他梦到她了,梦到她在哭。他说他得回去看看。”
我站起来,土拨鼠跳上我的肩膀。
“谢谢您。”
老太太没有抬头,只是摆了摆手。
我走出院子,阳光刺得我眯了一下眼睛。土拨鼠趴在我肩膀上,爪子搭在我领口上。
“去青城寺?”它问。
“去。”
我们转身往东走。牧屿小镇的街道在身后慢慢远去,那些低矮的房屋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山路的拐弯处。太阳从头顶移到了西边,光线从金色变成了橙色。山里的空气很凉,吸一口进肺里,整个人都沉甸甸的。
青城寺到了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山门还是那个山门,匾额还是那块匾额。院子里空荡荡的,没有香客,没有僧人。大佛的影子投在地上,巨大而沉默。
大殿里亮着一盏灯。
不是长明灯,是手电筒的光。光柱在大佛的脸上晃来晃去,像是有人在仔细端详那张石雕的脸。
我走进大殿。
老朱站在佛前,背对着我。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手里拿着手电筒,仰着头看着大佛。听到脚步声,他没有回头。
“你来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