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多系统协同是复杂对抗场景的核心战斗力，从单一军种的独立演练，到电子对抗与工程兵的跨军种合练，每一次协同升级都围绕“时序同步、设备兼容、效果联动”展开。干扰机的开机时序校准、伪装目标的激活响应、电磁环境下的设备适配，三者的协同精度直接决定伪装与反制的整体效果。那些以姓氏为记的技术员，用时序控制的优化、抗干扰模块的研发、合练流程的梳理，在跨军种协作中打通“指令-执行-反馈”的闭环，为多系统协同演练奠定了“精准同步、兼容稳定”的实践框架。
1970年代初，多系统演练仍以“单一军种独立开展”为主——电子对抗部队单独进行干扰机开机测试，工程兵单独演练伪装目标激活，两者缺乏协同衔接，常出现“干扰与伪装不同步”的问题。负责协同评估的王技术员，在某次演练复盘时发现：电子对抗部队按计划开机干扰（卫星过顶前2分钟），但工程兵的热信号发生器因未收到同步指令，延迟5分钟激活，导致卫星侦察窗口期内，假目标无热信号伪装，干扰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次演练中，干扰机开机产生的强电磁信号，导致工程兵的红外诱饵弹遥控指令失效，无法按时触发。
王技术员与电子对抗部队的张参谋、工程兵的李工程师共同分析问题根源：一是“协同机制缺失”，双方无统一的演练指挥体系，开机与激活的时序仅靠口头约定，无精准校准；二是“设备兼容性未考量”，干扰机的电磁信号未进行兼容性测试，直接影响伪装设备的控制信号（如遥控指令、数据传输）；三是“应急预案空白”，当电磁干扰导致伪装设备故障时，工程兵无快速替代方案，只能中断演练。
三人提出“跨军种协同合练”的初步设想：建立“电子对抗-工程兵”联合指挥组，统一制定演练时序表；提前测试干扰信号与伪装设备的兼容性，对不兼容设备进行技术改造；设计“时序校准+应急备份”双保障机制。为验证设想，他们组织小规模合练：电子对抗部队用1台干扰机，工程兵用2台热信号发生器，通过对讲机同步指令，将开机与激活的时间差从5分钟缩短至1分钟；同时，为诱饵弹加装有线控制备份，避免电磁干扰导致失控。
试点虽有进展，但仍存在不足：对讲机同步易受电磁干扰（信号中断10秒），时间差仍有波动；兼容性测试仅覆盖单一型号干扰机，未考虑多型号干扰机同时开机的复杂电磁环境。这次早期实践，让团队明确跨军种合练的关键在于“统一时序管控、全设备兼容性测试、多预案备份”，也为后续大规模合练积累了基础经验。
1973年，团队正式搭建“跨军种协同合练框架”，核心是明确电子对抗部队与工程兵的职责边界、协同节点与技术标准，解决“谁来指挥、何时行动、如何配合”的核心问题。联合指挥组由王技术员（负责技术协调）、张参谋（电子对抗指挥）、李工程师（工程兵指挥）组成，共同制定《协同合练基本规则》。
职责划分上，电子对抗部队负责：提前测算干扰机的最佳开机时序（根据卫星过顶时间表，通常为过顶前1-3分钟）、设定干扰频率（匹配卫星侦察波段）、监测干扰信号强度与覆盖范围；工程兵负责：按时序激活热信号发生器（过顶前1分钟达到稳定热梯度）、触发红外诱饵弹（过顶前30秒）、检查伪装设备的运行状态（如温度参数、信号连接）。双方需在演练前24小时，提交各自设备的参数清单（如干扰机功率、伪装设备控制频率），由王技术员审核兼容性。
协同节点设定为“三级时序校准”：一级校准（演练前1小时），双方用高精度计时器（误差±0.1秒）统一时间基准；二级校准（过顶前10分钟），电子对抗部队预热干扰机，工程兵启动伪装设备待机，通过有线通信确认设备就绪；三级校准（过顶前1分钟），联合指挥组下达“干扰开机-伪装激活”同步指令，双方同时执行操作。
在一次框架验证合练中，电子对抗部队的干扰机（型号J-101）按时序开机（过顶前2分钟），工程兵的2台热信号发生器（型号R-202）同步激活（过顶前1分钟），时间差控制在0.5秒内；干扰信号未对伪装设备的有线控制指令产生影响，诱饵弹按计划触发（过顶前30秒）。演练后评估显示，假目标的热信号伪装与干扰效果叠加，对卫星侦察的欺骗成功率较独立演练提升40%，验证了框架的有效性。
1974年，团队聚焦“干扰机与伪装设备的兼容性测试”——此前合练仅覆盖单一型号干扰机与少量伪装设备，当多台不同型号干扰机（如J-101、J-102）同时开机时，产生的复杂电磁环境（多频率叠加、信号强度不均），仍可能导致伪装设备失控。负责兼容性测试的赵技术员，牵头组建专项测试组，覆盖电子对抗部队的3种主流干扰机、工程兵的4类伪装设备（热信号发生器、红外诱饵弹、假目标模型、电缆伪装装置）。
赵技术员设计“梯度电磁环境测试法”：从低强度（干扰信号强度30dbμV\/）到高强度（80dbμV\/），分5个梯度模拟干扰环境，测试每种梯度下，伪装设备的控制信号（遥控指令、数据传输）是否正常：热信号发生器的温度调节指令是否精准（误差≤2c）、红外诱饵弹的触发响应是否及时（≤1秒）、假目标模型的姿态调整是否顺畅。
测试发现两类兼容性问题：一是“频率冲突”，干扰机J-102的工作频率（1.2Ghz）与热信号发生器的遥控频率（1.1-1.3Ghz）重叠，导致高强度干扰下，发生器的温度调节指令误码率达20%（正常应≤5%）；二是“信号压制”，干扰机J-101的高强度信号（80dbμV\/），导致红外诱饵弹的有线控制信号衰减30%，触发延迟从0.5秒增至3秒。
针对频率冲突，赵技术员为热信号发生器的遥控模块加装“频率滤波芯片”，将接收频率锁定在1.15Ghz（避开J-102的1.2Ghz干扰峰值）；针对信号压制，优化诱饵弹的有线控制线缆，采用屏蔽层加厚的特种电缆（衰减率从30%降至5%）。二次测试中，所有伪装设备在80dbμV\/的高强度干扰下，指令误码率≤3%，触发延迟≤0.8秒，兼容性问题显着改善。
1975年，团队启动“时序同步精度提升”专项攻关——此前合练中，干扰机开机与伪装激活的时间差虽控制在1分钟内，但卫星侦察的成像窗口期仅3-5分钟，即使0.5秒的偏差，也可能导致假目标热信号未稳定时，卫星已完成成像。负责时序优化的孙技术员，引入“数字化时序控制系统”，替代传统的对讲机与计时器同步。
该系统由“中央控制器+终端模块”组成：中央控制器部署在联合指挥组，内置卫星过顶时间校准算法（误差±0.01秒）；电子对抗部队的每台干扰机、工程兵的每台伪装设备，均安装终端模块，通过有线通信与中央控制器连接，接收同步指令。系统可预设“时序任务清单”，如“过顶前2分钟：干扰机J-101开机→过顶前1分30秒：干扰机J-102开机→过顶前1分钟：热信号发生器激活→过顶前30秒：红外诱饵弹触发”，指令触发精度达±0.05秒。
孙技术员在合练中测试系统性能：中央控制器按清单自动下达指令，10台干扰机（含J-101、J-102型号）依次开机，时间差≤0.03秒；20台热信号发生器同步激活，温度在1分钟内达到稳定值（偏差≤1c）；15枚红外诱饵弹在30秒时精准触发，无1枚延迟。对比传统方式（时间差0.5秒），数字化系统将同步精度提升10倍，完全覆盖卫星成像窗口期的需求。
同时，系统还具备“实时监测”功能：终端模块可反馈设备状态（如干扰机是否开机、发生器温度是否达标），中央控制器实时显示“时序执行进度条”，若某台设备未按指令行动（如1台发生器未激活），系统立即报警，并自动启动备用设备（工程兵预留5台备用发生器），避免因单设备故障影响整体协同。
1976年，团队组织“大规模跨军种协同合练”，投入电子对抗部队的15台干扰机（3种型号）、工程兵的32台热信号发生器、20枚红外诱饵弹、10组假目标模型，模拟“多卫星过顶+复杂电磁环境”的实战场景，全面验证协同体系的稳定性与有效性。联合指挥组提前1周制定《大规模合练方案》，明确演练流程、应急分工与评估指标。
合练流程分为“准备-执行-复盘”三阶段：准备阶段（3天），电子对抗部队完成干扰机部署与频率调试，工程兵完成伪装设备安装与兼容性测试，联合指挥组通过数字化时序系统校准所有设备时间，预设3次卫星过顶的时序任务清单（分别为上午9:00、中午12:30、下午3:15）；执行阶段，按清单自动执行：干扰机分批次开机（覆盖卫星可见光与红外波段），热信号发生器分区域激活（反应堆芯区、冷却管道区同步升温），诱饵弹按过顶时段触发（每次触发5枚，模拟不同区域突发热事件）；全程由王技术员团队记录关键数据（同步时间差、设备故障率、干扰覆盖范围）。
合练中出现1次小故障：中午12:30过顶前1分钟，1台J-102干扰机因电磁兼容问题（与附近发电机信号冲突）未按时开机，系统立即报警，张参谋启动备用干扰机（10秒内开机），工程兵的伪装设备未受影响，仍按时序激活；最终，3次过顶演练的同步时间差均≤0.1秒，设备故障率仅2%（2台发生器温度偏差超3c，已现场调整），干扰覆盖范围完全覆盖假目标区域（98%区域信号强度达标）。
复盘阶段，联合指挥组分析数据发现：多型号干扰机同时开机时，边缘区域的电磁信号强度略低（75dbμV\/，目标80dbμV\/），导致1台诱饵弹触发延迟0.2秒；后续优化方案为：在边缘区域增设2台低功率干扰机（型号J-103），增强信号覆盖，确保全区域兼容性。
1977年，团队针对“复杂地形下的协同优化”展开专项合练——此前合练均在平坦区域进行，而实际作战中，假目标可能部署在山地、沟壑等复杂地形，电磁信号易受地形遮挡衰减，伪装设备的激活时序与控制信号可能出现偏差。李工程师牵头选择某山地训练场（模拟核设施周边地形），组织第二次大规模合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