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锹“咣当”一声剁进土里，深深扎入半尺，木柄都跟着剧烈震颤，惊得人群里几个低年级女生连连后退。

“学长！”周韵连忙冲上前拉住他，声音虽抖却异常清晰，“我们是农业大学的学生，动手解决不了问题！”

刘同志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后退半步，脸色涨得通红，手指颤抖着指向那学长。

厉声喊道：“好哇！你们些学生还想打人？

保卫科呢！把他给我捆起来！你们这是现行反戈命！”

“别动他！”周韵猛地将学长拉到身后，提高了声音，几乎是喊破了嗓子，“要捆就捆我！实验田是我负责的，减产的责任我一个人担！

你们今天挖的不是土，是老百姓的口粮啊！”

话音落下，场间陷入了短暂的死寂。

只有秋风卷着枯黄的玉米叶，发出哗啦啦的声响，远远传开。

不远处的校园广播里，《社会主义好》的激昂旋律正一遍遍回荡，与这片田埂上的沉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夏天在人群后轻轻叹了口气，转身默默离开。

现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如此，眼前这场争执，不过是这个年代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

个人的挣扎与坚守，在现在的社会面前，往往显得如此珍贵，难得。

大一学年刚结束，夏天便被导师纳入了课题组，分到了一小块属于小组的实验田。

彼时，学校里的课题几乎都围绕着“增产增效”展开，她所在的小组主攻方向便是如何提高大豆亩产。

这一年，部分地区已显露出自然灾害的端倪，夏天心里清楚，接下来还有两年多的苦日子要熬。

她借着课题研究需要储备育种材料的由头，悄悄从空间里取出这个年代的麦子、大豆、稻谷等粮食，一点点“囤”在实验室的储藏柜里，对外只说是从各地搜集来的良种样本。

那年头，气候反常，水肥匮乏，几乎所有实验田的作物都长得蔫蔫巴巴，夏天的田垄也不例外。

她却借着这份“不景气”，开始频繁往红星农场寄信，收件人写的是农场负责人，内容却满是向“有经验的老农”请教农技的恳切言辞。

每次有学校领导找她谈话，夏天总会说：“他们思想上或许有争议，但不代表技术不过硬。”

偶尔有工作组上级领导察觉她与农场“右派”有牵连，提出批评时。

夏天总能振振有词地辩解：“他们既然犯了政治错误，更该用实际行动补偿——无偿把农技知识传下来，可比单纯下地干活有价值多了，这才是真正的赎罪嘛。”

在她这番半真半假的“洗脑”下，再加上信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知识的迫切渴望。

农场负责人有时会网开一面，将信悄悄转交到被下放到农场的外婆手里。

每当收到外婆用粗糙信纸写来的回信，字里行间满是对作物生长的细致指导。

夏天便会以“感谢指导、分享实验成果”的名义，往农场送些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