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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央行开始悄悄入市干预，大量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日元开始反弹。

陈嘉木守在路透社终端前，看着数字一格一格跳动：230、225、220、215……

当日元升破210关口时，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远洋投资的账面亏损，从三百万缩小到一百万，再到五十万，最后变成盈利。

孙建业端着一杯酒进来：“老陈，今晚喝一杯？”

陈嘉木摇摇头：“还没到时候。”

“还没到时候？我们已经扛过来了！”

“扛过来一次，不代表下次还能扛过来。”陈嘉木看着他。

“建业，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次我们能扛过来？”

孙建业愣了一下：“因为我们算得准？”

“因为我们留了后手。”陈嘉木指着账本。

“你看，我们最多只用了百分之六十的额度做套利，剩下的百分之四十是活期存款。就是这百分之四十，保证了我们能在最困难的时候按期付息，没有违约。”

孙建业沉默。

“建业，北京那位交给我们的任务，不是赌一把，是建立一条能够长期运转的通道。这次我们能过关，是因为运气。但运气不会一直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必须建立真正的防火墙，让这条通道在任何风浪下都不会断。这是最新指示，你看看。”

上面只有短短几行字，不到十秒钟就看完了。

“找合作伙伴？嗯~！不能是银行，是~~实业！如果我们能和日本、欧洲的实业公司建立真正的业务往来，用贸易做掩护，那资金流动就合法了，风险也就分散了。”

陈嘉木点点头：“对！用现在的钱，去买日本公司的代理权，买他们的设备，转手卖给国内。”

孙建业哈哈大笑：“这样，钱就活起来了。能赚差价，能建立关系，还能~~帮国内买些真正有用的东西。”

建议很好，熊光明很满意。接着，孙建业就被派到了德国。

1983年底，熊光明收到一份详细的报告，上面列举了远洋投资近三年的成果：

累计从国际银行获得贷款三亿八千万美元。

累计兑换日元资产两亿五千万美元，平均成本1美元兑230日元。

累计参股日本中小企业17家，涉及半导体、精密机械、光学仪器等领域。

累计通过贸易渠道，向国内引进关键技术设备42套，总价值三千二百万美元。

报告的最后一页，是陈嘉木亲笔写的一段话：熊副长老，三年前您交给我们的任务，现在可以说完成了一小半。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后面的路会越走越宽。只是有一件事需要提醒，随着资金规模扩大，风险也在增加。万一国际形势有变，或者日本政府察觉，我们的布局可能面临威胁。

熊光明看完报告，沉默了很久：“给香港回电，告诉陈嘉木，请务必保持耐心，不要急于求成。等得起，才能赢得下。”

接着熊光明开始做出指示，要求陈嘉木优先做两件事：第一，将一部分日元资产，通过贸易渠道，转化为日本中小企业的股权。这些企业大多有技术，有产品，但缺资金，缺市场。远洋投资以“战略合作伙伴”的身份，参股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五，不参与经营，但获得优先供货权和专利授权。

第二，在香港设立一家新的子公司，远洋实业，专门从事对日贸易。从日本进口的设备、原材料，一部分卖给东南亚客户，一部分转手给国内的进出口公司。这样，资金流动就有了真实的贸易背景，经得起任何审计。

新子公司成立一个星期后，第一单“特殊贸易”完成：远洋实业从日本精工进口一套二手设备，以五十万美元的差价转手卖给国内某研究所。所赚的钱一半留在香港，一半通过正常渠道汇回国内，用于支付研究所的技术改造费用。

这套加工设备，比当时国内最先进同类型设备领先整整一代。

1984年，将是关键的一年。美国大选年里根连任已成定局，美元继续强势，但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也在积聚。日本国内，要求日元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