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7月24日,上午,北方政府首都,总理府办公室
阳光透过厚重的防弹玻璃窗,在铺着深色地毯的办公室地面上投下棱角分明的光斑,却驱不散房间里那股凝滞的、近乎压抑的沉重气氛。
阿塔斯将军站在总理那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前,背着手,军姿笔挺,下颌线绷得很紧,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深陷的眼窝里,那双锐利的眼睛直视着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卡莫纳北方政府总理。
一份刚刚由总理府情报分析室呈递上来的、关于埃斯皮诺斯地区局势“戏剧性缓和”的简报,以及另一份来自外交部的、关于特维拉方面对此次事件“表示审慎欢迎”的非正式外交备忘录。
“阿塔斯将军,”总理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带着一种刻意放缓的、如同在小心绕开地雷的腔调,“你能解释一下吗?一周前,你信誓旦旦地告诉我,第三兵团的‘有限前出’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尊严’、‘遏制缓冲区武装力量坐大后的潜在威胁’,是‘必要的战略威慑’。为此,我顶住了议会部分派系的质疑,批准了额外的燃油和补给配额。”
他拿起那份简报,手指轻轻敲击着纸张:“可结果呢?我们的钢铁洪流开到边境线上,实弹演习搞得震天响,然后……就被一个地方武装的主力团,外加一些火炮,硬生生顶了回来?甚至被迫后撤了八公里?最后,还需要靠文森市场那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出面调停,签了一份不伦不类的、连正式外交文书都算不上的‘谅解备忘录’?”
总理的语气逐渐加重,那份政客的油彩开始剥落,露出底下真实的焦虑和一丝被冒犯的怒意:“将军,这让我,让整个政府,在议会、在特维拉朋友面前,看起来像什么?像一个虚张声势、然后被人用枪指着鼻子逼退的小丑!我们消耗了大量本就紧张的储备物资,承受了国际舆论的压力,最后换来了什么?除了让迪克·文森那个奸商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我们得到了任何实质性的战略收益吗?缓冲区北部的现状改变了吗?工人党的重建步伐延缓了吗?没有!什么都没有!”
阿塔斯静静地听着,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只有太阳穴旁的青筋,几不可查地微微跳动了一下。当总理说到“被一个地方武装的主力团顶了回来”时,他的瞳孔收缩了一瞬,但迅速恢复。
“总理先生,”阿塔斯的声音响起,低沉、平稳,带着军人汇报式的刻板,“我必须澄清几点事实,并阐述我方的战略考量。”
他向前微微迈了半步,目光依旧直视佩特连科,但姿态里没有丝毫退让:“第一,第三兵团的前出部署,成功达成了核心威慑目标。我们向工人党,以及所有关注卡莫纳局势的势力,明确展示了北方政府扞卫缓冲区利益、不容其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决心和能力。正是因为我方展示了坚决的姿态,才迫使工人党将其最精锐的野战部队之一——卫士团,以及宝贵的机动炮兵,从其他方面抽调至埃斯皮诺斯,这本身就打乱了他们的重建和整合节奏,形成了有效的战略牵制。”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如果没有我方的压力,此刻雷诺伊尔和阿贾克斯的注意力,很可能已经完全转向消化南方战果,甚至可能开始策划对南方政府控制区的进一步蚕食。而现在,他们不得不将相当一部分精力和资源,长期钉在北部边境。这对我们的整体安全态势,是有利的。”
“第二,”阿塔斯继续道,声音更冷了一些,“关于‘被顶回来’和‘后撤’。总理先生,您应该清楚现代战争,尤其是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基本逻辑。在埃斯皮诺斯那种丘陵与荒原交错的地形,面对一支依托高地、预先构筑了反坦克阵地、并得到梯次炮兵支援的防御部队,贸然发起强攻是愚蠢且代价高昂的。第三兵团是北方军的战略机动拳头,不是用来在边境摩擦中消耗的廉价炮灰。弗森少将下令部队调整部署,保持安全距离,是基于专业军事判断的战术决策,旨在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和冲突升级,同时维持有效威慑。这并非怯懦,而是负责任。”
他看了一眼桌上那份特维拉的备忘录:“事实上,正是因为我方表现出的克制和专业态度,以及工人党方面同样不愿全面开战的现实考量,才为文森市场的斡旋创造了空间。这份‘谅解备忘录’虽然不具备国际法效力,但它建立了一条实际控制线和沟通机制,为未来可能的正式谈判奠定了基础。迪克·文森固然从中获利,但我们也借此机会,将市场这个缓冲区的重要变量,更紧密地纳入了我们的影响网络——通过那份备忘录,我们获得了市场在情报和物资方面的优先承诺,这是可以量化的收益。”
“第三,”阿塔斯的语气带上一丝尖锐,“关于战略收益。总理先生,我们面对的敌人,不是1995年初那个蜷缩在矿区、濒临崩溃的地方武装。他们在‘归乡’战役中击败了得到科伦顾问支持的南方军多个旅,缴获了大量装备,控制了更广阔的土地和人口。雷诺伊尔、阿贾克斯这些人,是经历过最残酷围城战和反击战考验的指挥官。低估他们的战斗意志和战术能力,是危险的。我方的行动,成功地向他们及其背后的特维拉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北方政府有决心、也有能力,在他们试图威胁我们根本利益时,做出强硬反应。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收益——划定了红线,确立了威慑的可信度。”
他最后总结道,声音斩钉截铁:“此次行动,从军事和政治角度看,并未失败。我们达成了牵制、展示了决心、划定了界限、并获得了实际利益(市场让步)。当然,过程与最初预想的‘完美威慑’有所偏差,这反映了对手的韧性和缓冲区局势的复杂性。但这恰恰说明,对待工人党问题,不能抱有速胜的幻想,需要的是长期、坚定、且灵活的综合策略。”
办公室里陷入了短暂的沉寂。
总理靠在椅背上,手指交叉放在腹部,目光深邃地看着阿塔斯。他听完了将军的辩解,其中不乏强词夺理和偷换概念,但也不得不承认,阿塔斯说的某些方面——比如牵制了工人党主力、划定了某种红线——确实存在。更重要的是,他不能,也不敢在此时与掌握军权的阿塔斯彻底撕破脸。